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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浅析“六书理论”的产生与创新

发表时间:2013/1/27 18:23:33

浅析“六书理论”的产生与创新
论文:浅析“六书理论”的产生与创新
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原始象形文字发端于原始渔猎时代晚期,此时人们处于原始具象思维高级阶段。即使到了殷商甲骨文时期,人们总体理论思维水平人处于较蒙昧或散漫状态,以致没有创造出其他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有系统的思想。[1]但是在上述这样一个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徘徊阶段,文字却经历了从初始、发展到趋于成熟定型的过程,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内在规律的过程。其中的规律就是后人提出的“六书理论”,在这个规律形成的过程中,原始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得到过渡,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
一、六书的产生及其合理性
作为象形文字,汉字的一大特点就是字形与字义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最早分析汉字的结构与使用方法而得到规律总结并且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便是东汉许慎的“六书说”。他把汉字的构型归纳为六类: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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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二用”的说法。“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转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假借者,借义不借音;转注者,转音而注义。”[3]
清代的戴震、段玉裁继承并详解了这种观点。“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4]
王筠的《说文释例》是说文学著作的集大成者,其中指出:“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或疑既分经纬,即不得名曰‘六书’,不知六书之名,后贤所定,非仓颉先定此例,而后造字也。”[5]
这种现象不足为怪,例如堪称中国古代学术经典的《毛诗序》中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的说法。在这里,将作为“诗之体”的“风、雅、颂”与“诗之用”的“赋、比、兴”相提并论,而且交错排列。[6]这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的“重感悟,轻理念”。
章太炎在《国古论衡》中也指出, 前四书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后者是指汉字动态发展的原则。[7]其实,转注与假借就其过程而言是用字之法,但它们的结果就是造出了新字。对假借而言,“北”是“背”的初文,借“北”字来表达北方之“北”,并且造出了“背”字表示相背之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转注与假借也有造字的功能。
第二,许慎对六书下的定义只有精简的八个字,并且仅举两例,造成了界定不够明确,例如“清代以前的文字学者绝大多数是把引申包括在假借里的”[8]。有的举证也有问题,尤其体现在“转注”一语,历来备受争议。给汉字定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六书也不可能与每一个汉字一一对号入座。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纠缠不清,王筠的《说文释例》最早企图通过分类的苛细给每一个汉字作划分,但这样势必会导致分类繁琐。应当怀着包容达观的态度才能跳出五指山,应运而生了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在他的《中国文字学》中提到:“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个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9]
裘锡圭先生批判地接受了唐兰的“三书说”并进而提出了新 “三书说”:“三书说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8]
“三书说”将象形、指事与会意都归为“象形”,避免了指事与象形之间划分的纠葛。因为“它们不是纯抽象的思辨符号,又不是纯具体的实体(substance)或因素(elements)。它们是代表具有特定性质而又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概括的经验功能(function)和力量(forces)。”[10]同时,“三书说”将“假借”作为一种造字方法,其实显示出字音在造字时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未完,全文共2669字,当前仅显示169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浅析“六书理论”的产生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