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李约瑟”问题之我见3

论文：“李约瑟”问题之我见3
“李约瑟”问题之我见
李约瑟是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在其所编著的十五卷《中国科技史中》，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为李约瑟难题。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呢？
中国古代科学和近现代西方科学是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古代的很多发明都只是生活经历经验的结果，而没有科学研究推理的过程，这种“科学”从来都是从生活而来，而没有逻辑演绎的果实，比如说举世闻名的指南针，人们发现了这种东西总是能指向一个方向，改进了一下于是就是指南针了。而现代科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由理论得到理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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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古代的很多发明都是诞生于社会底层，比如活字印刷术，黄道婆的织布机等等，由于知识的匮乏，这些人也很难深入探索，而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另一方面。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社会经济因素，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各种生产手工已经足够，而且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们也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而市场经济不同，利润的诱惑，竞争的逼迫使得彼此资本家愿意提供资金寻找新的途径，寻找更好的方法去减少成本，提高生产率，就是说科学研究变得有利可图了。而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搞科学研究无利可图，科学研究充其量只能成为兴趣爱好，而不可能“职业化”，而这种研究只能是单兵作战，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延续，也就不可能系统化了。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也曾说过，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李约瑟难题”的存在本身就是种耻辱，怎样才能让中国科学重新回到原来应有的高度呢？“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了明确和清醒的启示，即，坚持科教兴国，改进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z-教形式的交流不仅仅限于z-教方面，在这一层次，z-教只是作为一个载体，z-教交流所产生的影响绝不小于非z-教形式的交流给各国社会，各国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极为盛行，这一盛行不仅意味着它作为一种z-教形式的存在，更生层次的是它给人们生活，信仰，甚至后代带来的影响，它必将影响大众，国家决策者的行为，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梁武帝曾经三次出家当和尚，假设我们能够想到天子皇帝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就能想到这将对当时社会的民风以及当时的国家政策意味着什么。而当它在长时期内与当地本土文化融而为一，深入民族根性时，它必将对这一民族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佛教思想的许多内容就为中国原有的儒、道二家接受，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儒、道、释(佛)三教合一的趋势。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继续东传至当今的日本，朝鲜半岛，融入了整个东亚社会。我们将看到z-教的存在实际上也意味着经济，艺术，医药等诸多形式文化的传播有了另一种载体。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克孜尔、敦煌、龙门、云冈等处的石窟艺术，它们都是中华艺术的瑰宝。
自从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也来到中国，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 年）天竺僧人佛图澄就来到了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西方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他于后秦时期先后游历西域各国，足迹遍布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取回了很多佛教经卷，历时13年之久。回国后，他又写了一部《佛国记》，记录了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成了今天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自法显之后，唐朝又有名僧玄奘、义净相继西行取经，先后到达天竺，取回了大量佛经，对中国佛教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其中有些人还记录了自己旅行的见闻，如《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对于了解当时印度和西域、南 ……（未完，全文共5332字，当前仅显示1872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李约瑟”问题之我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