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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我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分析

发表时间:2015/4/19 11:08:56

论文:我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建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起到平滑消费、缓解贫困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比率较低的现状,运用1999-2005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参保的因素,包括收入、子女数量、土地面积、固定资产、其他社会保险或社会救济的获得情况,说明农民收入低如何制约了其参加养老保险,依靠子女和土地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没有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负面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政策建议和构建中国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动态最优化;面板数据
Peasants’ Barriers to Joining in Social Pension Plan and Institutional Reorientation
Abstract: Using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peasant’s life cycle consumption model, and analyzes how the social pension can play the role of smoothing consumption level and reducing poverty rate.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05,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easants’ joining behavior. It sugg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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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启示作用。

二、养老保险与农民的消费行为:动态最优分析
假设农民家庭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单位,效用水平受消费的影响,因而有效用函数,其中,人均消费水平是家庭总消费与家庭人口之比,并设,为家庭人口增长率。于是生命周期中家庭的总效用为,为贴现因子,贴现率的高低反映人们对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
设农民家庭的人均净资产为,这里的资产包括土地等不动产、生产工具等固定资产以及储蓄等货币资产。如果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产投资:在第一期是负的资产——缴纳养老金,在第二期获得养老金,取得投资的收益。所有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为。家庭的工资收入为,包括来自农业的收入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所得的收入。则家庭的人均预算约束为 (1),它的含义是人均资产的变化率等于工资收入加资产投资收益减去消费和由于人口增长而引起的人均资产变化。
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问题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求消费使最大。首先写出对应于该问题的哈密顿函数: (2)
达到动态效用最大的必要条件是 (3)
写出正则方程组(4)
由(3)式得到 (5)
对(5)式两边求导并令其左端与(4)中第二个等式的右端相等,整理得到:
(6)
该式说明家庭的最佳消费策略是使资产的回报率等于贴现因子与由于人均消费提高而引起的边际效用下降的速率的和。等式的右边可以理解为消费的回报率。因而最佳消费策略是使消费的回报率等于资产的收益率。提高农民各项资产的收益率,也要求提高消费的回报率。那么,消费水平会如何变化呢?首先较高的收益率提高了当前消费的成本,居民会减少当前消费。另一方面较高的收益率又有收入效应,这会提高所有时间的消费水平,包括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的出现,会改变农民的消费行为,使其增加当前消费,这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解决我国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都有好处。在养老保险收益率提高的情况下,这一影响会更加明显。
养老保险还会改变贴现因子,使农民的贴现率提高。一般来说,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家庭的贴现率会较高。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有规避风险的意识,有为子女谋福利的利他主义精神,所以其贴现率并不高。或者说,传统文化和观念影响着贴现率。但一旦有了社会养老保险,因为将来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农民的贴现率会提高,现期消费会增加,也会改善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水平。
比较贴现率与资产收益率的大小也有启示意义。在已知效用函数的情况下,容易证明,如果资产收益率高于贴现率,消费水平会上升。如果资产收益率低于贴现率,消费水平会下降[ 参见王翼,《动态经济学》讲义(下册), 南开大学2005年,第2页。]。所以,资产收益率对养老保险改革、农民的消费变动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由上面的各式可以得到最佳的消费路径,按照这一路径进行消费,能够保证家庭长期的效用最大化。而消费路径的选择又受到初始消费水平、资产收益率、贴现率、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现实情况是要获得养老保险的收益,必须先行交纳若干年的保费,这可以理解为投资的增加,它会引起第一期资产的减少。假设将生命周期简单地划分为两期:退休前的工作时期和退休后的养老时期,其效用函数为两期消费水平的函数,即(7)。农民第一期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8),其中为储蓄率,农民若有其他投资方向,也可以看作是收入中用于其他投资的比例。为购买养老保险的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我们要考察储蓄或其他投资的收益率与养老保险收益率的不同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第二期(退休后)的预算约束为 (9),其中为储蓄利息或其他投资的收益率,为养老保险的收益率,体现了其积累的性质,为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物质资助占子女收入的比例,体现了子女养老的特性。它的绝对额与第二期子女的工资收入正相关,与子女的数量也正相关。这类似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家庭范围内起作用。假设不允许留下负债,如果老年人是自利的,他将在有生之年花费完所有的资产。如果是利他的,则存在财产的代际转移。
这是两段具有不同约束条件的离散时间经济系统的动态最优问题。将(8)式中的代入(9)式,且相对于第一期,假设第二期的工资增长速度为,则有。于是形成一个约束条件(10)。然后将其与(7)式建立联系,求动态最优解,得到农民家庭第一期的最优消费为 (11),第二期的最优消费为 (12)。
分析(11)式可以看到,如果,即养老保险的收益率高于储蓄的利息率,第一期消费会增加,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再次说明养老保险收益率的重要性。在的情况下,,提高养老保险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也会提高一期消费。此外,和的提高也促进一期消费,这反映子女养老和未来收入增长的影响。如果的增长是不确定的,则这一影响会弱化或消失。还可以证明,即折现率提高,人们会注重眼前利益,因而增加一期消费。另一方面,和上升,一期消费会下降。这说明抚养子女成本对消费的影响,以及利息率提高,人们会选择延期消费。分析式(12)会发现,在一期消费一定的情况下,与一期消费相反,二期消费和利息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的关系是正向的,和折现率的关系是反向的。当然,两期消费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如果,则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会低于年轻时的消费。而且影响一期消费的因素同样会间接影响二期消费。联系前面的连续时间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两期消费水平的提高上,和对两期消费都产生正的影响。这对当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有启示作用。而储蓄和子女养老中的对两期消费的影响方向有正有负,最终对一生效用的提高的影响仍不确定。但在不确定时,储蓄和子女养老就会成为更好的替代选择。
Legros(2003)证明如果利息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现收现负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在我们这里的引申含义是只有储蓄的利息率或养老保险收益率足够高,才能降低农民对子女养老的依赖程度。储蓄与养老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中国农民的储蓄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虽然储蓄的利息率较低,但相对于养老保险的不确定性来说,农民仍愿意储蓄。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出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支持,单纯依靠储蓄来养老。所以,积极提高积累式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很关键。如果土地或固定资产的收益高于养老金的收益,农民也不会选择购买社会养老保险。抚养孩子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子女养老,在农村社会中这一观念仍然盛行,父母在他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会将财富集中花在孩子身上,而很少考虑为自己购买 ……(未完,全文共14254字,当前仅显示339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我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