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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FDI流入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

发表时间:2015/5/15 12:30:20

论文:FDI流入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

摘要:
FDI已经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但是FDI流入在江苏省内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地区性差异确实存在,而且随着时间进程出现地区性的变迁,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制度变量、贸易量是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因素。针对这样的现象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促进江苏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FDI 面板数据
Abstract:
FDI has been an important impul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but FDI distribute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city. This paper tried to set up a panel data model, and prov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stricts. We also found that FDI was transferring among the districts these years. The level of wage,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ic establishment, system and the quantity of trad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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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321 164.4074
常州 42.1283 46.3400 51.3472 46.4505 70.7866 44.3636 59.8813
盐城 13.2118 15.9516 16.0383 13.7423 19.7878 11.7531 13.2706
连云港 3.8649 3.9488 0.5496 8.2844 17.5803 18.8711 22.5272
淮安 3.0129 2.3022 1.4932 3.8943 8.3068 7.6147 5.5704
徐州 16.7115 17.2111 18.0770 20.7115 28.2204 25.1615 21.3803
宿迁 0.4065 0.7028 0.8525 1.0735 1.6306 1.1588 2.7033

图1.2.1
如表1.2.1和图1.2.1,显示了1999年、2003年、2005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FDI流入分布。事实上,从纵向来看,自1999年到2003年江苏省的FDI一直快速增加,但是自2003年之后,FDI在部分城市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例如南京、苏州、无锡等FDI主要流入城市;从横向来看,FDI在省内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别,主要集中在苏南三市(苏州、无锡、常州),苏中地区(南京、扬州、泰州、镇江、南通)以南京为主,苏北地区(盐城、连云港、淮安、徐州、宿迁)普遍都很少。同属于一个省份,为何差别如此大,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以下,本文将首先对影响FDI流入因素的国内外文献作简要回顾,然后提出影响江苏省内FDI分布的因素,之后利用1999年到2005年各市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这些因素的影响情况,最后作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1.3 文献回顾
未来FDI区位理论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建立包含FDI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模型中的某些变量与区位有关。另外一个方向是在邓宁区位优势的基础上,综合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发现和验证更多的影响FDI区位流向的因素,并将它们整理分类,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后者是FDI区位理论近期内的主攻方向。(李具恒,2004)
邓宁(1976)综合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目的、条件和能力分析以及投资区位分析, 认为只有当厂商特定资产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国家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 和厂商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这三个条件都满足时,厂商才愿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也称三优势理论(OLI Paradigm)。OLI理论认为FDI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力和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FDI主体对外投资的内在动力。所有权优势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外国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它们包括生产要素秉赋(自然资源、资金和技术劳力)、产品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密集程度、发明创造的能力、产品多样化的程度、企业生产和市场多极化的规模等等。有吸引力的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区位优势包括大的、正在发展中的高收入的市场;低生产成本;相对于母国的大的要素资源、政治稳定、欢迎FDI、与母国的文化和地理接近。内部化优势包括有效的管理控制、质量保证、价格歧视的可能性,防止买方的不确定性,防止财产权受侵害。
Howells(1984)拓展了区位优势的内涵,指出区位优势不仅包括低廉的要素禀赋、税收和政策刺激等有形因素,还包括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性及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环境。如果把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那么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决定了一国(地区)的区位优势。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资源禀赋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高低、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等。影响FDI的制度因素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
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2001)将中国沿海与内陆的FDI地区性差异解释为人均GDP的地区性差异、基础设施贫乏、缺乏熟练劳动力和官僚主义现象。
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FDI集聚效应形成的原因作了许多研究。孙俊(2002) 在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中,考虑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影响,发现上述因素对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吴丰(2002)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和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趋向时,从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透视了影响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着重讨论了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孙海鸣、赵晓雷(2003)将FDI区域差异归因于环境因素、政策性因素、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吴先华等(2006)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上认为长三角地区的FDI流入量与该地区的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因素有关。
2 实证检验
2.1 变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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