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模式、集聚均衡和经济增长

论文：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模式、集聚均衡和经济增长

摘要：地方性公共物品对于产业分布、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以比例税和级差地租弥补公共支出的同心圆模型对公共物品和税收_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在中心地区投入公共物品时，为了获得消费公共物品的权利和争取到周围的有限土地，人口和厂商会向中心地区集聚，但在集聚过程中存在对有限土地的竞争和拥挤。如果地方政府按照土地开发商的运作模式收取级差地租弥补公共支出，那么，生产者选择区位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公共物品提供的收益、拥挤效应和级差地租的比较；地方政府通过对不同区位的生产者征收级差地租，可保证各地区的人口分布、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趋于最优均衡状态。
关键词：公共物品；集聚均衡；经济增长；比例税；级差地租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e Financing Mode, Agglomeration Equilibrium and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 Local public goods make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offsetting the public e*pen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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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中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是关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税收_对产业集聚、城市形成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者和厂商常常会因地方政府在某一特定地区提供了更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被吸引而至，但地方政府必须找到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公共物品的建设费用。从中长期看，预算平衡应当是地方财政的一个目标。因此，地方政府的公共设施建设规模将受制于它的收入来源。优越的公共设施可能成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一种推动力，而合理的税收政策则可以为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支撑。政府可以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中征收所得税，也可以从产品销售和服务中征收产品税或营业税，或按照土地开发商的运作模式从土地出让和租赁中收取级差地租。这些公共政策对于居民和厂商的分布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安排是：第1节主要讨论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它对产业分布与人口迁移的影响，并顺便对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第2节是本文模型的假设；第3节设计了一个以比例税融资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第4节设计了一个以级差地租弥补公共物品支出的模型，通过这两个模型，本文试图揭示不同土地开发模式对产业分布和经济增长有何影响；第5节是本文的一个结论性评述。
1 公共物品的作用
公共产品可分为两种，其一为纯公共产品，其二是准公共产品。纯公共物品由一个地区的所有成员所共享，它是完全非竞争性的，并且具有非排他性。纯公共物品仅仅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大多数地方性公共物品都不可能绝对地拥有这两种特性。当一项公共物品存在于某一特定地区，为了获得靠近该公共物品的有限土地就必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为距离该公共物品越远，消费者能从中得到的效用就越低，或者为了获得消费该公共物品而必须支付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对于各种地方性的公共物品，靠近它就意味着更有机会消费它。因此，在公共物品所存在的特定地点，存在着为争夺和消费该物品的竞争和拥挤。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具有排他性，但事实上的拥挤导致了远离它的人得不到对它的消费。对于这些公共物品，我们将其称为准公共物品。
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易得性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Fujita and Thisse, 2002)。Tiebout (1956)认为，迁移行为揭示了消费者对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和购买愿望。如果生产者是可在各个地区之间无摩擦地流动，那么，生产者或消费者可以根据税收计划、公共物品为他提供的效用，运用“用脚投票”的机制显示他们的区位偏好(Zodrow and Mierzkowski , 1986; Wildasin, 1989)。如果资本可在各个地区之间_地流动，那么，投资者必然会考虑各个地区之间的税收差别和公共物品的外部性(Wilson, 1987; Ludema and Wooton, 2000)。公共物品消费对于距离的敏感性驱使人们涌向提供公共物品的地点，并争夺其周围的有限土地。这一过程必然体现到土地价格上，造成土地价格的上涨，这就是土地的资本化过程(Fischel, 1992; Baldwin, et al, 2003)。斯塔雷特(Starrett, 1988)将土地资本化规律表述为地方公共物品的边际社会价值等于总级差地租的边际增长量。土地的资本化与消费者的可迁移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者从距离公共物品较远的地区迁移到较近的地区，而土地价格正好起到了补偿地区之间公共物品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在Tiebout (1956)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模型中，消费者的收益仅仅取决于是否居住于提供特定公共物品的辖区，不同辖区之间不存在溢出效应(Rubinfild, 1987)。消费者通过权衡公共物品为之提供的收益以及必需为之支付的成本(地租或税付)，来决定其居住的地点和迁移的决策。给定公共物品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通过资本化过程和消费者的迁移行为，不同地区的人口规模就成为一个内生变量。
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传统上它是被设计成以大量供给的方式进行的(Tiebout, 1961; Tietz, 1968)，此种供给模式可能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在Tiebout (1956)的模型中引入土地开发商，通过开发商之间的竞争可以保证空间经济中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当人口规模达到居民的一般效用最大化水平时，公共物品的成本等于城市级差地租的总和(Henderson, 1977)。如果土地开发商将一般效用水平看作既定的变量，在土地开发商之间就会形成一个_进出的市场竞争均衡。这意味着支配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法则与支配私人物品供给的法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Fujita and Thisse, 2002)。近期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通过政治程序(如投票)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Cremer, Derchove and Thisse (1985)考虑了一个当消费者通过投票程序来表达他们对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偏好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消费者首先选择公共设施的数量，再选择公共设施的位置)。假设消费者位置固定，征收比例所得税，则投票将促进过多的城市数量和公共设施供给。如果消费者可以_流动，他们就会为竞争土地而支付租金，在一个完美竞争的土地市场中，投票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共设施的有效数量仅由总的土地准租金提供。因此，一个竞争的土地市场可 ……（未完，全文共15834字，当前仅显示284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模式、集聚均衡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