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的财政分权、组织参与及社会资本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评述
三、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居民组织参与行为与社会资本：一个理论分析
四、数据和变量
五、实证检验
（一）初步的发现
（二）回归分析
六、结论和讨论
……
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学

论文：中国的财政分权、组织参与及社会资本

摘要：现有的中国财政分权文献倾向性地针对政府行为展开研究，而对居民行为及居民与政府的互动问题关注度不够，本文构建了一个“财政分权—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此展开研究。运用2001-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显著地促进了居民组织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发育，而财政收入自主度对组织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可能呈现U型。本文为评价我国财政分权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一方面，财政分权内生地促成了居民组织参与及社会网络联结，从而有助于通过社会资本的力量推动民主机制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作用下的一些社会组织直接承担了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功能，从而满足一部分公众的偏好，与政府正式机制形成“合成”效应。
关键词：财政分权；组织参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

一、引言

Tiebout(1956)、Musgrave(1959)及Oates(1972)等人奠定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理论表明分权缩短了公共服务供（政府）需（居民）双方的信息距离，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偏好匹配机制（de Mello，2000），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显而易见，这种福利机制必须依赖于供需双方良好的互动，居民要能够表达自己的偏好，政府对居民的偏好能够做出回应。然而，财政分权文献倾向性地针对政府行为展开研究，而对居民行为以及居民与政府的互动问题关注度不够。
事实上，Oates(1999)就提醒人们要关注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居民行为，他指出财政联邦主义对居民政治参与程度、公民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它们本身对财政联邦主义的福利机制就很重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有学者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只涉及政府、不涉及居民（周业安、章泉，2008）。我们的问题是：在我国尚缺乏正式民主机制的财政分权框架中，居民如何表达偏好？政府和居民存在互动吗？如何互动？财政分权会不会促使居民产生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意识或行为？国内的财政分权经验研究文献中，丁菊红、邓可斌（2008）建立了一个_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用以解释中国的财政分权路径，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初步探讨了居民偏好与政府偏好的互动问题，他们指出居民的偏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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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nd Keefer(1997)的跨国数据研究表明在那些建立了能有效约束政府任意行为、保护财产和合约权利的国家，信任和公民规范型社会资本将得以增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组织参与型社会资本没有显示出这种关系。而最新一项通过对新老欧盟成员国的比较研究则显示正式制度的重建可以与组织参与型社会资本兼容，产生积极效果（Fidrmuc and Gër*hani，2008)。案例研究方面，Putnam（1993）发现在社团生活丰富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比社团生活缺乏的南部地区有效得多。Evans(1996)分析了政府机制和居民（组织）可以通过互补和嵌入两种方式达到“合成”效应。但是，Beall(1997)在对巴基斯坦的Faisalabad市固体废弃物管理（SWM）的研究中发现，建立在纵向组织基础上的社区代表和政府的“合成效应”可能会演变成“侍从关系”（patronage and clientalism），从而削弱更为一般性的公民参与。一项针对巴基斯坦北部村社组织的研究表明这些运行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对“坏”政府进行了替代，改善了差劲的政府政策，从长期来看，它事实上是对政府的互补（Campos et al.，2004)。这些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组织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可能因时因地而异，并不就是简单的互补或替代关系，事实上可能的确如此，Narayan（1999）就曾归纳了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组织可能的四种组合方式，即强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及弱政府—弱社会，并分别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第二种范式是研究_/政府组织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由于社会资本蕴含于社会成员的互动之中（Putnam，1993)，因此，社会成员之间可互动的空间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一个国家的_/政府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互动空间具有直接影响。对此，Kunioka and Woller（1999）、Paldam and Svedsen（2001)、Halman and Luik*(2006)及van der Meer et al.（2008）等人对东欧前_国家的研究发现独裁_会破坏社会资本，其中的故事是：独裁_下，政府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居民几乎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愿_行动，政府安排了一切，民众没有渠道也无必要表达自身的诉求，久而久之，蕴含在社会互动中的社会资本也就被侵蚀了。这些研究表明，政治集权似乎必然削弱社会资本，但是，一系列案例研究表明，威权政治下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可以与居民形成互动，从而提升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加强自组织（Lam，1994；Fo*，1996；Evans，1996）。可见，集权并非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分权对社会资本有何影响呢？Hommes（1995）指出分权可以使居民更大程度地参与地方政府决策，拉丁美洲国家的证据表明分权促使社区居民加强自组织。Beall(1997)在对印度Bangalore市SWM上的研究也表明分权鼓励了社区居民成立互助性组织。de Mello(2000)运用23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orld Values Surveys），计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自主性越大就越有可能促进居民的_活动；Robinson（2004）针对一系列更为细致的案例进行了总结，也发现只有地方财政收支权力足够大时，才有可能促进公民的组织参与活动。此外，也有研究认为集权和分权都可能促成社会资本，Evans(1996)就是个代表，他研究发现在强有力同时又灵活的政府机制保证下，分权和集权都可以促使政府和社会达到“合成”并促成社会资本。
尽管从制度的视角研究社会资本的文献还没有达成共识性结论，但相关研究及研究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观察和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居民组织参与行为以及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参照。接下来，我们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居民组织参与行为及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展开理论分析。

三、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居民组织参与行为与社会资本：一个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后，与世界性的财政分权趋势一致，我国也选择了财政分权，并经历了一个不断调试的分权过程。从制度特征上来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分水岭（李涛、周业安，2009），它第一次通过基本的法律框架确立了中国的分权模式（周业安、章泉，2008）。制度化的中国财政分权特色表现为：一，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二，支出分权与收入集权并存。依循上文的思路，这种分权模式对居民组织参与行为以及社会资本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财政支出分权的_内涵是_政府将支出责任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这就拉近了政府与居民（本文所指的居民既包括一个个具体的公民，也包括实体机构）的距离，提供了居民与政府及居民之间互动的新机会。在一个更小的辖区下，辖区政府的公共支出、公共政策与辖区居民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居民存在自身福利的激励参与辖区公共事务，居民和政府更频繁地进行互动和商讨（de Mello，2000)，具体表现为居民开始关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共政策并希望参与或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因此，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下放将激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居民认识到相互合作可以产生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从而结成共同团体或组织，以此向政府传递“_”。在我国，这种机制在各类研究会、协会、学会、促进会以及联合会等社会组织中均可表现出来，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自然之友、三味书屋等，近年来就对公共政策就形成了不小影响（俞可平，2005）。伴随着各类组织活动的开展，居民之间交流、互动的频率和范围进一步提高和拓展，从而增强居民的社会网络联结，培育社会资本。
此外，当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或者不能满足某类人群的需求和偏好时，具有共同偏好的辖区居民也可以选择结成组织直接合作以提供某些（类）公共服务，[ 这种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正式机制是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一个很好补充，对一些政府财政能力差的国家（地区）更是充当保障机制的功能，Narayan（1999）提供了相关的例证。] 从我国的现实经验看，这类自组织形式在地方层面非常丰富，尤其是在社区层面，像文娱、环境卫生、居家养老、科普协会等社区志愿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服务。当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或者不能满足某类人群的需求和偏好还可能促使或增进另一种形式的公共服务提供，即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这种形式事实上是直接促进了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通过上述机制，居民与政府、居民之间展开广泛的互动和合作，最终拓宽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并产生和积累社会资本。借助于这些组织参与、合作活动及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整个公民社会也得以发展（de Mello，2000)。
然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政治集权下的分权，上述居民自组织机制还必须考虑到政党（府）行为。对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历程的深入研究表明维护_和_面的稳定是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设计者和供给者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何增科，2006）。因此，如果我国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非常强，就很可能削弱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但如果这种力度不强，居民仍然存在自组织空间，我国更有可能是哪种情况呢？基于以下两点原因，我们倾向后一种情况。
首先看表1，它是近年_社会组织中已建立了党组织的数据，该数据表征了__向社会组织的_和控制力度。可以看到，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有一定比例建立了党组织，但这个比例不大。因而，党_和控制社会组织的力度并不强，尽管这种_有缓慢的增强之势，但这更可能是执政_策略性控制手段。这种策略性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居民的自组织，因为，在缺乏正式民主政治制度供居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情况下，党组织嵌入到社会组织为居民和政府的互动和信息反馈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当然，政府也可能在_内直接进行民主创新提供居民的政治参与机会，以此形成 ……（未完，全文共23472字，当前仅显示4222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中国的财政分权、组织参与及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