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研究——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目录/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
（一）消费对经济拉动乏力
（二）消费疲软的内部症结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国外研究进展
（二）国内研究成果
（三）研究设计与假说
三、财产性收入及其对消费的影响途径
（一）财产性收入的定义
（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
（三）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变化
（四）财产性收入的分配状况
（五）财产性收入的永久性
四、预防性储蓄理论及模型构建
（一）预防性储蓄理论
（二）模型构建
五、估计及结果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二）估计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二）政策建议
（三）本文继续研究方向
……
论文：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研究——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摘 要 本文利用改进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在区分城乡的前提下，对消费行为进行了新的探索。将财产性收入引入预防性储蓄模型后，我们对城乡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建立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上，财富效应在城乡存在很大差别；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受收入、支出风险影响明显；而收入分配对总体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在城乡亦存在不同。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财产性收入，预防性储蓄，财富效应，不确定性，收入分配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投资过热的经济形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消费低迷最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势必要求我们从消费的影响因素着手寻找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因素——居民收入上着手。十七大报告在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同时，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正在开始根本性变化，财产性收入不仅是城乡居民合理的收入来源，而且正在成为居民收入增长中不可忽视的部分[1]，因此考虑这种收入类型对居民消费—储蓄决策的影响显得非常必要，而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影响。根据最近宏观消费理论研究成果，居民消费决策不仅受收入、财富等生命周期因素影响，也受风险暴露左右，包括个人和系统风险[.在市场经济中，个人风险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雇主满意程度和企业运行情况等诸多影响个人未来收入的因素都是不确定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汇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则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个人不仅为平滑生命周期中消费而储蓄，也为面临的风险进行预防性（谨慎性）储蓄。证据显示，中国居民也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传统的研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借助新的思想去考察消费。本文主要利用分离出财产性收入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对消费及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同时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对消费倾向的作用，以此来认定我们对财产性收入应有的政策取向和拉动内需的政策内容。
（一）消费对经济拉动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增长，1978年以来，GDP平均增值率超过了8%，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其影响大大超过投资和出口的贡献。1979年-198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1982年-1984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6%左右；1985年-1998年消费维持一个较为平稳的贡献率，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和城镇改革，一个显著的低谷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一度下降到40%的水平。而进入21世纪，从2000年开始，投资超过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引擎”，2001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度高达53.6%，而消费为46.8%，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投资对内需的启动作用超过消费。这一趋势一直延续直到消费贡献度在2003达到谷底，三大需求贡献率分别为54.8%、38.5%、6.7%。

图1 历年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2,3]
（二）消费疲软的内部症结
消费疲软可能来自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居民收入份额在初次分配中过小，宏观不确定性增强、投资机会的增加、金融产品的增加等因素。但就本文研究方向，我们倾向于从不确定性着手。中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_改革，中国经济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_改革过程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调整过程。在收入分配_、就业_、教育_、医疗_以及社会保障_等方面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原有福利制度的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健全，绝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要通过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1．收入不确定性增强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2608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l.(2001) 利用1978-1996年欧洲14国数据以及美国1975-1997年数据，得出欧洲的财富效应（即财富的MPC）为0.11-0.16，美国为0.05-0.09，股市的财富效应微弱，而房市对消费有重要影响[7]。N. Kundan Kishor(2007)的研究中房地产财富的平均MPC大于证券财富的MPC，前者0.07，后者0.03，并且房产变动中永久冲击成分远高于证券[8]。John D. Benjamin et al.（2004）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他在研究金融危机中的消费表现时，找出了房产可以抵消部分由于股市萧条而产生的消费压抑[9]。
2．房产财富效应研究
针对房屋财富效应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住宅在居民消费中有着较强的财富效应，Ludwig, Ale*ander和Tosten Slok（2002）区别了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国家，他们对OECD国家的房产财富效应进行了估计，发觉住宅财富效应在银行主导国家高于其在市场主导型国家[10]。Disney et al(2003) 采用微观数据，即1992~1995英国居民户面板数据调查（BHPS），将地方房价对国家层面房价的偏离做为房价指标，发觉房产的财富效应在0.09-0.14之间[11]。借助英国居民家庭支出调查，Campbell和Cocco(2006)进行的研究关注不同人口群组财富效应的分异，对于年老的房产所有者来说，其房价消费弹性是1.7，而年轻的租房者消费支出对房价变化没有显著的反应[12]。Engelhardt (1996)和Juster et al.(2001)也有针对微观数据相似的研究。而争论来自Girouard和Blondal(2001)以及Dvornak Kohler(2003)，他们的结果表明不同国家股市、房屋的财富效应大小不同，其对消费的影响孰大孰小是含糊的[13,14]。
不管是对股市、房市，还是总体财富效应的估计，都建立在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中，所用计量方法集中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上面。但是这种方法受到了Christopher D. Carroll et al（2006）的挑战，他们指出了协整理论在拟合消费函数中的缺点，即并不能保证协整项是一个稳定的向量[12]，通过构造一个嵌入了消费惯性的边际消费倾向方程，他们利用IV方法减轻微观数据量度误差（measurement errors）。
（二）国内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的财富效应衡量以及财产性收入的界定，并且对消费财富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市和房产的财富效应上，而关于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方面成果较少。关注股市和房产财富效应的学者对财富效应是否显著观点不一，大体分为财富效应显著和微弱两种观点。
1．财富效应显著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术界对财富效应的研究始于臧旭恒（1993）和贺菊煌（2000）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深入考察，臧旭恒区分了农村和城镇, 并分别进行了估计，其结果表明，农民的资产边际消费倾向为-01015，即农民的消费与资产成负相关关系；而城镇居民的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39，即资产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影响[15]。贺的研究采取了理论模拟和数据检验结合的方法，不仅对加入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等假设的个人消费者储蓄行为进行了数值模拟，而且对稳态下的宏观储蓄行为进行了模拟。根据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思想，贺利用对中国的消费函数进行估计，他的结果表明，我国居民财富效应总体平均为0.05985[16]；而李振明对比了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认为臧旭恒（1993）和贺菊煌（2000）年的研究都存在数据遗漏问题，会高估股市的财富效应，并利用生命周期模型将资产、收入对消费进行回归，得出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远小于前人的估计，而总资产的值也很小，但是考虑回归方程形式不同，这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值得考虑[.臧尝试在许多框架下估计资产财富效应，包括R. H. Stone的估计方程， 理性预期的估计方程，LC-PIH框架中的消费方程等，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而贺利用的是消费和收入的差分方式。]。同时，他通过对1999年股市的研究，认为这个值低于0.044，即不到4.4%的消费增加可以用股市财富效应解释[17]。
马骥（2008）利用1999年到2003年股市资料，通过扩展生命周期模型，认为我国股市已经存在财富效应，并且股市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是0.025，低于美国的0.03—0.06水平[18]；骆祚炎（2007）则对农村居民1985-2005消费行为进行了宏观考察，无论是通过单方程协整检验还是通过双变量单方程检验，资产的财富效应均远远小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19]。罗楚亮（2006）考察了房产和分项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他发觉金融资产—收入比率与消费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房产-收入比率表现出房产与消费水平之间相一致的关系[20]。马辉、陈守东（2006）以1996年为界对股市进行的分段考察表明1996年后财富效应变得显著[21]。对我国房产财富效应进行长短期结合分析来自宋勃（2007）的研究，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而言，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总体而言，我国房产存在财富效应[22]。
2．财富效应微弱的研究成果
但是以我国（主要是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并不都倾向于认为我国股市和房产存在较为明显的财富效应，股市财富效应也许对消费的推动作用不大，而房产价格对消费的作用也许根本是反方向的。李学峰等人倾向于认为中国股市财富效应过于微弱，并认为股市广度、深度不够，上市公司质量差等是影响股市财富效应发挥的原因[23]，但是在检验股市财富效应中，其计量方法严密性值得商榷[.首先，其理论模型在LC-PIH基础上忽略了收入的增长率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其忽略了其他诸如利率等因素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Laurence Boone（2001）的文章中利率的影响比较显著，同时结合其他财富效应实证估量成果，一个明显的看法是0.03的股市财富效应并不能算很微弱。]。建立在更加科学的计量手法基础上，魏锋（2007）的研究表明2002-2005期间，流通股市值增加1%，消费支出减少26%-50%，而可支配收入和房产增加1%带来的消费增加分别为8%和9%[24]。洪涛（2006）和高春亮、周晓艳（2007）均利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房产财富效应进行了估量，洪涛的研究表明商品房财富效应为-0.131，其与消费变动的反向关系来源于住宅负的MPC，而办公楼、商业用房具有正的财富效应[25]。高春亮等的研究认为2001-2004年34个城镇住房财富效应为负，且为-0.033[26]。
3．我国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关注
财产性收入其实是通过财产“资本化”而给居民个人带来的收入流，财产对消费的影响大小可以利用已有的宏观消费理论进行衡量，而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却带有规范性，对财产性收入的较深入研究绝大数都是从居民收入分配角度进行的，在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变动影响因素进行考察时，唐平（2006）利用基尼系数分解法和泰尔指数（Theil inde*）分解法，得出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贡献大小，虽然财产性收入在2005年贡献率仅为3.6%，但是比1990年的1.2%上升了整整三倍。而且显然非农业户中财产性收入对不均等的贡献大于农业户，达到5.0%[27]。借助对财产性收入绝对水平、增长速度以及财产在我国居民中的分布，李实（2008）认为在实现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必须做到公平分配，以缩小城镇内部差距、城乡差距以及正在扩大的财产性收入差距[1]50。巴曙松（2008）的观点证明了这种担忧，同时在他的论述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至少包含三重内涵：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财产，要为人们的财产能够获得收入创造条件，要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观念来获得财产性收入。要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收入，清晰界定产权，有效的金融市场以及公正的分配机制是几个前提条件[28]54。
（三）研究设计与假说
虽然以往研究都在经典消费函数框架中讨论了收入、财产对消费的短期决定和长期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存在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普遍引用的研究框架中默认了财产在跨期中获得收入的稳定性，而其现实表现，即财产性收入却是不稳定的。二是几乎所有的财富效应估计均建立在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上，而生命周期理论并不一定适合我国消费者行为[4,29,30]，许多证据说明了这一点（袁志刚，宋铮，1999；余永定，李军，2000；施建淮，朱海婷，2004）。财产性收入虽然来自财产权利的让渡，但现实中却是收入的组成之一。可以认为，财产性收入是消费者在跨期选择时财产受到的补偿，在扩展生命周期中，Y作为劳动收入（更一般的是非财产性收入，包括转移收入、经营性收入等）是非常重要的变量，而财产性收入的嵌入是通过A(1+r)实现的。其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通过短期收入，还是通过财产的积累，是模糊的。三是近期开始被关注的财产性收入分配未被引入消费框架中讨论。
1．本文结构与创新之处
本文首先对建立在经典消费理论上的财富效应研究进行了简单总结，第二部分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以及财产性收入的性质、其影响消费的途径进行了介绍和剖析，第三部分通过介绍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而将财产性收入嵌入消费模型，说明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建立在模型精炼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给出了实证估计结果。
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居民消费收入关系方面做出了一点新尝试：第一，尝试对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细致的规范分析，包括确定财产性收入在城乡不同的收入性质；第二，尝试引入不同的变量对城乡消费函数进行分开估计；第三，尝试突破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框架，利用更加符合我国消费者行为的预防性储蓄框架对消费函数进行拟合，进而估计财富效应大小以及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第四，关注收入分配，并尝试找出财产性收入增长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从而得出带有预测性质的结论。
2．本文理论假说
根据研究方向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4个假说，以供检验。
假说1：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财产性收入偏向于持久性收入，我们认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偏向于暂时性收入，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偏向于持久性收入。
假说2：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作为持久性收入，消费对利率的敏感性较农村居民强，建立在农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前提下，家庭收入作为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对农产品价格指数反应较强。同时，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城镇要高于农村。
假说3：我国居民资产对消费存在财富效应，而且建立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居民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农村与城镇居民财富效应有区别。
假设4：建立在预防性储蓄框架下，收入分配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经验表明，这种影响在城镇更加显著，而财产性收入在居民中的分配无疑更能显著地影响平均消费倾向，并且这种影响是不断加强的。[.鉴于财产性收入分配数据的缺乏，本文的收入分配数据均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数据。相关研究表明，财产性收入分配状况一般都会大于收入分配，并且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会上升，美国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数据表明，利息收入在低收入和高收入_总的分布不均等高于工薪收入（Robert I. Lerman; Shlomo Yitzhaki, 1985）。中国数据同样得出了相似结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仅低于工资，为0.54，城镇居民该项则低于自有住房租金和住房补贴，为0.484（张平,2003），城乡该项值均高于总体基尼系数，所以本文进行的替代是具有很大程度合理性的。]

三、财产性收入及其对消费的影响途径
（一）财产性收入的定义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 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3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上的解释是：“指金融资产和有形非生产资产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资产供给他们支配，作为回报，从中获得的收入。他的主要形式有：利息、红利、地租等。”马歇尔认为利息的本质是对人们“忍耐”的补偿[32]，这个层面上的财产性收入具有主观性，是跟个人的效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认为，财产性收入是人们出让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使用权而获得的一切收入。
（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变化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1998年期间，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即使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加了近10倍，而同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仅增加1倍，正是由于其迅猛的上升，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出现了快速上升。第二阶段1999—2002年期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出现了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接近0，导致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近2.5%下降到2002年的1.25%，通常的说法是城镇房改导致居民用于买房的现金支出剧增，来自存款利息的财产性收入下降[1]51。而同期农村财产性收入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而从2006年开始，股市和房市的繁荣更加剧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金额较小，即使是2006年，农村 ……（未完，全文共40721字，当前仅显示732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研究——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