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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习讲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发表时间:2017-1-8 8: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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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初步探索
实际上,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比较早的提出思想建党的党建课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对农村根据地的党组织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起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从建党初期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都比较重视思想建设。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开始针对党内建设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思想建党问题。
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我们党对思想治党的探索还体现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1929年古田会议确定思想建党原则。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3)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清算党内“左”或右的错误思想,统一全党思想,夺取抗战战争的胜利,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应该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村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民主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全体党员干部的警告。他饱含忧患意识的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可见,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对党的制度建设关注不够。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思想建党问题最为突出,急需解决。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进入农村,我们广大党员以及战士来源都是来自于文化素质水平比较低的农民,这就出现了问题,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怎么保持?所以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这个亟待需要解决的课题,要求我们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不断提高党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制度治党的有效作用。例如“三湾改编”虽然把支部建在连上,同时也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9年古田会议上,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一方面提出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肃清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在这些纠正方法中明确实行思想教育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办法。例如,针对“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思想,他指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同时又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又如,针对“关于盲动主义”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包括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党章等实体性制度,建立一整套适应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规章制度,都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集中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续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并且使两者有效结合起来。例如建国初期整党、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执政党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通过出台一系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指示和计划,加强了干部的教育、管理、培训、选拔等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的干部制度,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培养了骨干力量。
应当说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伴随着“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执政党建设也出现严重问题,开始畸形发展。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续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
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续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系统总结了党的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文革”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党的建设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其它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针对执政党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求更加注重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新发展。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更加突出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用健全的制度管党治党,在“法治”理念下以制度治党,开创制度治党新局面,初步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开始注重把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来加强执政党建设。他在报告里提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规定,以便于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实际上这里邓小平有意识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后,结合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以及面临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由此,他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在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党的思想建设,而是要求要发扬思想建党的优势,不断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纪律、理论武装、党的作风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等方面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挥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未完,全文共13067字,当前仅显示了3096字。本文剩余内容已隐去,新文秘网www.wm114.cn正式会员可下载全文。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干部学习讲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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