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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发表时间:2006/1/9 18:13:26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政府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几次邀请,我不得不答应来到这里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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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_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的。但自_夺取_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幺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_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曾惊动_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_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_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_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_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 ……(未完,全文共10002字,当前仅显示237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