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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与豪放--“本色”词与“诗化”词

发表时间:2006/2/19 11:58:54


  宋词中的婉约、豪放问题,是一个关乎到如何认识宋词的整体成就、发展规律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问题。不管你是否同意这种两分法,这都是词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赞成这种两分法(或理解为两种基本风格,或理解为两种流派,或理解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范型),还是否定这种两会法(或认为婉约、豪放只是多种流派的两种,或认为二者只是多种风格的两种),都对以下两个问题注意不够。一是用婉约、豪放的明确概念来论词,尽管源于明人张yán@①,但对词中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认识则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二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前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即词中婉约、豪放问题的提出是与诗词的体性之辨相联系的。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论述。
  一
  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而这种被欧阳修讥讽的“穷塞主之词”,正与欧阳修写的诗若合符契。《隐居诗话》云:“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元献喜曰:‘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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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的创作主张,与“诗言志”的传统一脉相承。而潘fāng@②说得更为明确:“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6)]从宋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把范仲淹肇其端、苏东坡开其风、辛弃疾集其成的词的创作倾向,看作一种与传统词风相对的词的“诗化”倾向,他们所创作的词自然就是有别于“本色”词的“诗化”词了。
  明人张yán@①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徐师曾就张延的看法进一步发挥说:“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7)]词重抒情,尤其是重在表现超出“礼义”规范的情感,不同于“言志”之诗。因“婉约”词“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故“当以婉约为正”。而“豪放”词趋向于诗的“言志”传统,较少抒发超出“礼义”规范的个人情感,故“虽极精工,终乖本色”。而王世贞的看法则更为明确。他说:“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于闺詹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8)]那种“婉转绵丽、浅至儇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快感为己任,而不同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的内涵,故王世贞称之为“儒冠而胡服”。元明清三代肯定苏轼词风的人,也总是把苏轼词与“风骚”、“六义”相联系,把它与诗相提并论。元代叶曾为《东坡乐府》写的序中就说:“公之长短句,古《三百》篇之遗旨也……东坡先生以文名于世,吟咏之余,乐章数百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清人陈廷焯几乎说了同样的话:“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9)]就连苏轼自己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他在《与蔡景繁》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而辛弃疾更是“果何意于歌词哉”,而把词当作“陶写之具”,以抒发满腔忠愤。因而,我们把苏辛为代表的创作倾向,称之为词的“诗化”,把“豪放”词视为“诗化”词,恐怕不是厚诬古人吧。
  二
  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这使文人们“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快感。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公开批评“周公孔子之道”,他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所以“夫所谓‘道’者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10)]在他看来,人皆有“道”,而非周孔所能垄断。进而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独抒“性灵”,张扬人性:“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11)]那种外在的“政教人伦、修齐治平”,在他们看来,远不如痴男怨女们的缠绵悱恻,歌宴舞席上的声色之娱更令人销魂荡魄。文学回归到人本身,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七情”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成都、金陵等),为这种艺术趣味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到处是绮罗香风,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乐性、抒情性、愉悦性为一体的词这种文艺形式。西蜀、南唐的词人们把偏于抒发个人情感的词纳入征歌选舞的轨道,成为酒宴上让歌女们歌唱的“应歌之具”。唱词又独重女音,其内容偏重于男女之情,表达上婉转缠绵、隐约凄迷,这就形成了词的基本风貌。后人把词的这种基本风貌归入“婉约”的范畴,视为词的“本色”。到了宋代,一是政治、军事不能恢复唐代的旧观,二是城市经济的继续繁荣,这就使宋代成为一个表面上具有“升平气象”,而本质上却软弱保守的社会,这从宋与辽、西夏、金、元的关系上就可以得到说明。时代精神由唐代的开拓进取变而为退缩和保守。士大夫们虽然口头上还在标榜“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实际上却沉浸在听歌观舞的歌酒风流上。北宋名相寇准“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2)]太平宰相晏殊过的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当中,无论黄阁钜公,或者乌衣华胄,大都寄情声色,歌舞作乐。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 ……(未完,全文共7052字,当前仅显示2476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婉约与豪放--“本色”词与“诗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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