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整体史关怀下的中国内在历史演进
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位在_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这是《纽约书评》对于《叫魂》一书的评价。最初接触这本书，源于姚大力教授在课堂上提到中西文化交通史的比较文化研究视角时所引述的例证。然而超出原本就很高的预期的是，在类“年鉴学派”的宏大叙事下，这是一次颠覆性的从中国内在历史演进的角度下展开的关于中国政治_的深度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建立在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叫魂》的主体是对于1768年由民间几起连环“剪辫案”引发的政治与社会的大恐慌的历史叙事，并且，这是在整体史的关怀下的一次历史叙事：“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蒂也是对整个整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击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于随机的死亡。” 而官僚的版本则是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暴民的狂怒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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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出现。孔飞力将这个时期的中国定义为“中国历史上就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而言最为伟大的时期。” 这种“中国中心观”的中国史观，在_学者长期的中国研究中，可谓是颠覆性的。
“在孔飞力之前，无论是‘冲击——回应’模式的倡导者，还是‘传统——近代’模式的标志性人物，都认为中国历史在_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只有等待_猛击一掌，才能沿着_走过的道路向_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甚至在极端的观点中，如赫尔德所说：“一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身上裹着丝绸，上面绘有象形文字，其内在循环类似于一只处在冬眠状态的榛睡鼠。” ，研究者们对于这个用兰克的话说处于“永远停滞”状态的民族的历史，是不屑的。
然而孔飞力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论调。他一反以往美国学者认为的近代中国的改革力量完全依赖_冲击的观点，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他指出“_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国的文化，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地产出社会和政治_的新形式。”
而在《叫魂》中，孔飞力对于这种从内部产生出的新形式有着详细的论述：“当时，_人自己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 除了津津乐道于高度商业化的江南社会中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专门化的市场，手工业支配下乡村与城镇的结合，以及复杂精细的外包工制度，孔飞力对于18世纪后期的“盛世”有着自己的判断。他特地列举了1681-1833年中国白银供应情况的图表，指出1780年后，国外白银的流入使得货币供应增加以此缓和了稻米价格持续上涨对于地方社会的冲击。而对于白银流入这一史实，他将其定义为“外部世界为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支付帐单。”
虽然在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仅是作为他交待“叫魂”事件发生的背景，但是对于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出于“发展状态”而非“停滞状态”的基本判断，无疑印证了他一直以来持有的“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他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
作为“中国中心论”观点的持有者，除了主张从内部结构演进研究中国历史，在叙述语言上，孔飞力也极其反对用_“术语”套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叫魂》一书，建立在他对于1768年关于妖术大恐慌的现存史料档案的精心研读基础之上，排除译著的因素，行文也透露出汉语式的流畅。
在关于其“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这一核心论点的阐述中，尽管引用了马克斯•韦伯、汉斯•罗森伯格等多位_学者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观点，但他并非不加考虑地沿用他们的_政治语汇，而是甚至洞见了东方化的中国“官场文化”。不然，在业已形成“刻板印象”的_政治研究的话语体系下，一个美国人要能够明白“人治”社会下中国官场的“宽大” 与“迎合” 的矛盾，认识到官官相护体系成为“弹劾”的障碍 ，写透“谢恩表”这种“东方专制”的文字是表达依附关系的象征符号 的意义，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跳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等被长期套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_术语，孔飞力也就为自己的研究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这种视角的选择，又反过来为他摆脱中国发展_决定论的偏见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葛兆光教授认为在“剪发盗魂”事件中映射出来的种种中国社会症结，“ ……（未完，全文共3725字，当前仅显示188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