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与地缘之间》的阅读思考

《血缘与地缘之间》的阅读思考

导言
宗族制度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制度之一,其不仅传承着中国文化,反映了各地区的文化认同,也反映着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地域、风俗、历史传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宗族文化,同时和地区之间的权利构建也有着重要的联系。宋代理学之后,宗族制度更是以朱熹的”理学”为依据有了新的发展。 在明代之后,衍生了一种新形式-----联宗。联宗主要是通过拟制的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地缘系统,与血缘相比更重视地缘之间的联系,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联宗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联,有着鲜明的中原特色。从构建过程来看,主要是在下层民众构建宗族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首先是宗族历史信息共享的平台。联宗之间关系非常松散,更多的是一种族源认同,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组织 。
钱杭教授的《血缘与地缘之间》是第一部研究联宗现象的专业性著作，弥补了之前关于宗族研究中关于联宗部分的空白，更好的为研究宗族现象做出了贡献，解释了许多宗族方面联宗的介绍以及现象。
我通过对《血缘与地缘之间》的阅读，关注了宗族，联宗方面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等内容，最后从明代这种联宗现象的产生的原因，以及新发展，更好的了解中国社会中血缘与地缘这两大原因的交织与影响，从而对今天社会学的研究有了新的感想。


一,中国近代宗族制度的演变新形式----联宗
中国家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家族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实际上是地方“国家权利的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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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血缘认同;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间相邻或相近的地缘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宗,特别是集中于一时一地的联宗运动,对地域社会的形成和运作,对民间生活的组织,活跃、协调和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作用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现代条件下新一轮联宗运动的发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 。
同时，联宗的性质也很特殊，它虽然是宗族制度的新演变，但是它却不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族组织，而是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同姓或异姓的功能性地缘联盟，反映了宗族制度从单一血缘到血缘与地缘共同影响的转变。联宗现象大量出现于明朝中后期，这种血缘到地缘的转变，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制度的兴起到衰落阶段。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宗族形态。通过作者在本书中的研究和介绍，作者通过对历史溯源的阐述，对比类似形态，举例等方式，很好的为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
二,联宗现象的历史溯源
真正意义上的联宗,即确认一位或一组直系祖先,建造一座联宗祠,编纂一部联宗宗谱,记对共同的世系祖先的认同和确立共同功能目标而进行的联结。 那么联宗现象到底是一种新的联系形式，还是只是传统宗族联合的一种变体，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探究其历史溯源。
观察联宗的具体参与者，即同姓男子，或同（异）姓宗族，可见姓氏在联宗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联宗行为发生的历史前提,而且是联宗研究的逻辑前提 。
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必然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姓氏学的研究是联宗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所在。那么对“姓”“氏”的研究在联宗问题上有必不可少的意义。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同姓，即意味着拥有共同的血缘（血统，血族）关系。“姓”以“生”为本义，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血缘团体的符号。共同的血缘关系靠同姓确认，同姓即以为着共同的血缘关系。
但是，如记载，黄帝，炎帝，出于同氏兄弟关系，“本姓”“公孙”，但后长大后，住到两个不同地方，姜水一带活动者即姓为“姜”，姬水一带活动者即姓为“姬”那么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族群，即使血缘不同，也是同姓。
由炎帝和黄帝的例证，可以看出两点：1，姓不只是一个血缘符号，它同时是一个地缘符号。换言之，“姓”除了可以标志此一血缘集团与彼一血缘集团之间的血缘界限之外，还可以标志两个血缘集团的地缘范围 。2，拥有同一父系血缘关系的兄弟之成为“异类”，关键在于“迁居”即又反映了地缘对血缘的改变和影响。
“氏”自身就有“分裂”之义，缺失了“姓”的血缘符号的特征。在先秦，同姓根源是在异氏之间进行的同姓联结的必要途径；在汉代以后，则是形成同姓集团的先决条件。

当姓，氏分界消失,同姓根源又成为异姓间进行联宗的历史基础。于是对同姓不同氏之间的世系关系的记忆追溯,一定程度上才能形成联宗。
既然姓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符号,而同时包含着地缘关系,那么,在若干个拥有同一姓号,但不属于同一生活共同体的单位之间,体现的就更不可能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而只能是以同姓为媒介的地缘关系和各类利益关系 。由此,钱杭认证了联宗的理论基础,并且以此为起点,循着历史,伦理的内在逻辑,一步一步探索推动联宗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前提，和文化根源。
首先,钱杭认为如果认定了“姓”“氏”在联宗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那么联宗就与中国古代史上常见的同姓关系和同姓联结行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同姓联结行为，主要是指在处理拥有相同或不同姓号的地缘集团之间的关系时，对同姓者有异乎寻常一般人的特殊优待，尊重和帮助。 虽然如此，但是却不会因为同姓这一唯一原则，而自然形成同姓集团。究其根本原因，都是对利益的最大诉求。所谓利益，可是是长久的，广义的利益，即“义”，也可以是短期的，侠义的利益，即“利”。于是同姓联结作为一种“有利有义”的行为被广泛推崇。人们更希望通过同姓联结这一方式获得政治的，道义的，经济的和地缘的利益，这虽然是一种带有理想性质的希望达到的境界。钱杭却认为这“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发起，推动，反对以至于拒绝同姓联结行为的思想基础” 。
但是联宗与同姓联结基本性质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同姓联结一般只发生在上层政治活动之中，而且同姓联结从一开始就有极大的功利性质。同样，对“宗”和“姓”的高纯度要求，也使得同姓联结仅仅在一个有限范围和相当随机的环境里发生，同姓联结更没有必要永久的认定一位共同祖先来实现其“利益”最优的目的。所以即使同姓联结可以作为联宗的“某一先祖”，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联宗出现的历史环境。
然后，钱杭着眼于确认联宗形成条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修纂族谱中的族谱，谱牒，探究其与联宗现象，即同姓联结“变异化”“普及化”过程中的基础意义。谱牒作为一种文本形式，是对同姓联结所获成果的正式确认。通谱的形成，标志着同姓联结关系开始了向实体性的实体集团的转化过程 。《隋志》谱系中，有姓氏总谱和郡望谱性质的共二十五种一千一百八十五卷，其重点是记录当时所有重要姓氏的地域范围，可见当时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密切，这不仅仅是一种地域 ……（未完，全文共7932字，当前仅显示278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血缘与地缘之间》的阅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