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是重复昨天的愤怒——由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引发的思考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虐童事件频发原因的探析
（一）幼师入职门槛很低，学历普遍偏低
（二）幼师压力大收入少，心理易出问题
（三）政府监管不到位，审核力度不够
（四）相关法律缺位，惩罚力度不够
（五）学前教育缺口太大，教育资源过于紧缺
三、采取有力措施，办好学前教育
（一）提高幼师入职门槛，加强幼师道德建设
（二）提高幼师工资福利，减轻幼师工作压力
（三）加强地方监管，完善考核督导体系
（四）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大惩罚力度
（五）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保证幼有所教
四、结束语
……
不能只是重复昨天的愤怒——由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引发的思考

摘 要： 近年来，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有数据表明，自2010年以来，经媒体报道过的、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就有60多起。这些虐童事件给幼儿留下了伤痛，给家长带来了悲痛，更让社会上有良知的人感到愤怒，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愤怒、一次又一次地谴责幼师并没有触及到虐童频发的本质原因。本文将从幼师现状、政府监管、法律保护以及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分析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继而提出提高幼师素质、增加幼师待遇、加强政府监管、完善相关法律以及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五个方面的对策措施，希望能为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些对策参考。
关键词： 虐童；幼师；政府监管；法律；教育资源
一、引言
2017年11月初，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哗然，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这种虐待幼童的行为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怒，让人咬牙切齿，愤怒到崩溃的家长甚至在亲子园道歉会上殴打涉事老师。就在携程托管亲子园被警方调查的同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又爆出了虐童事件，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接连发生的虐童事件彻底点燃全国人民的怒火，人们纷纷反思我们的幼儿园怎么了、涉事老师怎么下得了手、虐童事件究竟是个案还是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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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入职把关的松懈，给这些幼师的虐童行为提供了便利。
此外，幼师学历普遍偏低。尽管学历不一定与才能成正比，但总的来说，高学历幼师的总体能力更能够让家长信服，在幼儿教学中更能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体系。就整体而言，我国幼师学历偏低，硕士学位、本科学位的高学历老师太少。部分幼师都是初中毕业后直接就读幼儿师范，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但有些弱点不容忽视，例如自身思想不成熟，文化功底薄弱等等，在幼儿教学上有一定不足。
（二）幼师压力大收入少，心理易出问题
笔者有位表姐就在一所民办幼儿园工作，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岗，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候还要专门等个别家长来接孩子，会等到很晚，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给几十个孩子当保姆，帮他们穿衣、穿鞋、梳头，喂饭等等，还要吹拉弹唱，带着孩子们一起教学娱乐，工作繁重而琐碎。与此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户外活动时间，特别担心小朋友会磕到碰到，因为这样要给家长解释好半天。据她回忆，之前有个孩子下楼梯摔了一跤把嘴巴磕破了，她们第一时间送去治疗，跟家长联系赔礼道歉，但家长仍然不理解，到幼儿园来闹。当晚一下班，老师和园方领导又一起拎着水果到孩子家中给赔不是。经过多番沟通，才化解了矛盾。
与此同时，其工资薪金确很低，一个月才2000左右，与其工作压力不匹配，公立幼儿园有编制的老师工资倒是可观，但是编制太少太难考。民办幼儿园一般都是自负盈亏，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学费，大部分用于幼儿园的日常运转，想给老师们提高薪资、福利，成本花费太大。
压力大、收入低，尤其是碰到调皮捣蛋的幼童以及无理取闹的家长，很容易导致幼师这一_产生负面情绪，如这些心理压力长期积压得不到合理的疏导和宣泄，极易产生心理问题。很多虐童案的涉事教师不具备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在过度紧张或焦躁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从而导致虐童的发生。
（三）政府监管不到位，审核力度不够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发生之后，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党办负责人回应称，“它不是正规幼儿园，是社区幼儿托管点，妇联是第一责任人。”问题在于，妇联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既非企业，也非政府行政机关，为什么能成为第一责任人？他们为什么有办托管站的权力？有报道称，上海妇联借用自己的官方背景，搞营利化的办学，本身就存在违法违规的嫌疑，背后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这往往都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
事实上，只要是与教育培训有关的注册机构，都应该受当地教育部门的管理监督。没有办学许可证或资质，这样的托管站还能够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管缺失。相反，如果监管到位，幼师都有学前教育的教师资格证，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发生虐童这种丑事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具体来说，《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办学的场所、师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教育部门必须要进行监管审核，否则就是失职。
（四）相关法律缺位，惩罚力度不够
被媒体曝光的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当事人都受到了处罚，但是真正被追究刑事犯罪的很少，大部分幼儿园虐童主角只是被开除或者被单位处罚。单位“内部解决”的惩罚，显然无法让幼教产生多少的畏惧感。没有畏惧感，遇到调皮的孩子捣乱，老师冲动起来就不计后果。要让老师有基本的畏惧感，我们还得求助于法律的震慑。
我国有关虐待儿童的法律或者义务教育法的条例都还未落实到实处，在国外，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压线，而在中国还是一条虚线——虽然形式上禁止但定型模糊，而且具体实行起来很疲软。
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禁止幼儿园的老师体罚学生，但法律责任方面描述不清，起不到震慑作用。例如，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依法给予处分，依的是什么法，却没有下文。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儿童权益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其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在具体实施时又面领着诸多问题，首先，“老师”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往往是隐蔽的，家长也不可能做到实时监控；其次，年龄过小的未成年人往往表达能力不行，即使想和父母说，往往也会被忽略。最后，被处以刑罚的情形只能是虐待情节严重者，那么 “情节恶劣”该如何认定？即使外在的伤害能评定，但对孩子造成的心理阴影又该怎么算？之前的诸多虐待案例，因为取证难、认定难，很多案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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