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党史 开创未来

牢记党史 开创未来

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知道，作为一名党员，大家对中共党史并不陌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今天再学党史，要学些什么呢？如果我还是再流水性质地再重复一下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历史，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很有意义。所以，今天上午，我想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从更新的视角概括性地讲一讲中国共产党这90年，但愿我的发言对大家再学党史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句名言说: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可以引伸为形容一个党。我们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我们党的这几步，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一次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日出东方
标志是：1921年7月，在上海、嘉兴，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惨烈悲壮的历史。在此期间，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千辛万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他们希望通过向_学习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但包括他们领导和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由于其所代表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残酷镇压下，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当时被称为南陈北李。为了帮助中国尽快建立共产党，1920年8月，共产国际指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
到达上海后，这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征询各界的意见以后，李大钊等人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又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中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之后，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倡议，纷纷选派出各自的代表。
经过一番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今天的上海兴业路76号召开，这是上海党组织李汉俊的寓所。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有15人。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_、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国内共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不过45岁，何叔衡。最年轻的才19岁。是邓恩铭。”（所在单位党的情况）
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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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 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_， 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 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 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 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 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 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_。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在座的党员同志交党费。
二、星火燎原
标志是：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 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 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_，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在蒋介石的带领下，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作出策应，捕杀了包括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在内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多人。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 “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在当时，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陈赓救过蒋的性命，蒋介石自认为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这算惟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也异常混乱，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退党。还有的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她原来做过朱德的夫人，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 共产党垮掉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不靠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其之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
在国民党_派的血腥镇压下，革命一下子处在了最低潮。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还梦想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农民协会的会员和本来不多的武装人员，在国民党征兵时应征入伍。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危亡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共产党该怎么办？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起义夺取_的道路。_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预料到将来“上山可造成军事_的基础”。 于是就有了“八一”南昌城头上的枪声。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城市暴动均告失败。
最先觉悟的是_。在八七会议上_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1927年9月，他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9月19日，_在浏阳县文家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_认为：“鉴于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再执行原计划攻打长沙，势必造成不利的局面。用枪杆子夺取_，建设_，要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要保存实力，就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而这个薄弱的地方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_的话音刚一落，师长余洒度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毛委员是想当山大王？也想让我们跟着当山大王吗？”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不当山大王！”。到山里瞎转悠，是没有出路的。”他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受当时错误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同志还不理解_已经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总指挥卢得铭和大多数与会代表支持_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放弃进攻长沙，而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的湘赣交界的南部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这就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部队从文家市转移以来，一路战斗频繁，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队伍的出路，个人的前途，今后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悲观失望的阴云在每一个人心头总驱赶不散。有些意志薄弱的战士，悄悄丢掉手中的枪支、梭镖，偷偷消失在密林 ……（未完，全文共32152字，当前仅显示5783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牢记党史 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