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五四文化接受主体的诞生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谈到，每一件艺术品都会涉及到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世界和读者。文学艺术需要有欣赏者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新思想新文化也需要大众的普遍认可才能对社会构成影响。对于陈独秀等致力于思想启蒙，唤醒民众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是外来新思潮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新文化运动要想实现预期的启蒙目标(}方案范文.库.整.理^)，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里，获得广大社会公众的认同才是更重要的。
　　和先秦士人为了自我理想的实现而进行的四处游说不同，现代大众传媒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言说的公共空间。像《新青年》这样借助现代媒介的力量，以传递新知和启蒙民智为目的的刊物在“五四”之前已不鲜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早年多多少少地都曾有过办报办刊的经历。《新青年》的几个主要内容版块和撰述体例，如论说、西学西艺、文学作品（包括原创和翻译）、中外新闻、编读往来等，在此前的报刊发展历程中也已逐渐形成并完善。其间国人办报的两次高峰期分别是在戊戌变法（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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