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学讲座第一讲—前言（共320页电子版）

目录/提纲：……
一、写作学的历史沿革
二、写作内涵辨析
三、高科技时代的写作
一、写作主体主宰着写作活动
二、写作活动对写作主体的要求
三、影响写作活动的重要主体因素
一、写作客体的含义及属性
二、写作客体类型的多样化
三、写作客体在写作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写作客体与材料、题材
二、聚材：从写作客体到写作材料
三、选材：从写作客体到写作题材
一、“虚拟实在”与网上取材
二、在网络空间中把握写作客体
一、“受体”的含义及“受体意识”的作用
二、“受体意识”表现之一：传输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三、“受体意识”表现之二：向受体发出指令，施加影响
四、“受体意识”表现之三：以高尚的写作陶冶受体情操
一、求知受益心理
二、猎奇探秘心理
三、平等对话心理
四、介人互动心理
一、媒介传播方式改变着受体与写作活动的关系
二、受体影响写作活动的方式与要素
一、文章体式的含义
二、文章体式的特点
三、文章体式的意义和作用
一、叙述
二、描写
三、说明
四、议论
五、抒情
一、修辞
二、语体
一、观察
二、调查
三、阅读
一、回忆
二、体验
一、想象
二、整合
一、散文的内涵
二、散文的类型
一、对象的广泛性
二、自我的写真性
三、表达的_性
一、取材：别具慧眼
二、立意：独抒性灵
三、构思：神与物游
一、赋形：宜宏大体……
写作学讲座第一讲—前言（共320页电子版）

全书目录（分十讲上传）：

第一讲 前言
一、写作学的历史沿革
二、写作内涵辨析
三、高科技时代的写作

第二讲 写作活动中的主体因素
一、写作主体主宰着写作活动
二、写作活动对写作主体的要求
三、影响写作活动的重要主体因素

第三讲 写作活动中的客体因素
第一节 写作客体的一般问题
一、写作客体的含义及属性
二、写作客体类型的多样化
三、写作客体在写作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认识写作客体的过程与方式
一、写作客体与材料、题材
二、聚材：从写作客体到写作材料
三、选材：从写作客体到写作题材
第三节 网络世界中的写作客体
一、“虚拟实在”与网上取材
二、在网络空间中把握写作客体

第四讲 写作活动中的受体因素
第一节 写作主体的受体意识
一、“受体”的含义及“受体意识”的作用
二、“受体意识”表现之一：传输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三、“受体意识”表现之二：向受体发出指令，施加影响
四、“受体意识”表现之三：以高尚的写作陶冶受体情操
第二节受体的心理特征
一、求知受益心理
二、猎奇探秘心理
三、平等对话心理
四、介人互动心理
第三节受体对写作活动的影响
一、媒介传播方式改变着受体与写作活动的关系
二、受体影响写作活动的方式与要素

第五讲 写作活动中的载体因素
第一节 文章体式
一、文章体式的含义
二、文章体式的特点
三、文章体式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节 表达方式
一、叙述
二、描写
三、说明
四、议论
五、抒情
第三节 修辞与语体
一、修辞
二、语体

第六章 写作过程（上）
第一节 采撷、积累
一、观察
二、调查
三、阅读
第二节 回忆、体验
一、回忆
二、体验
第三节 想象、整合
一、想象
二、整合

第七章 写作过程（下）
第一节 立意、选材、立意
第二节 构思、赋形
第三节 表达、修改
第四节 反馈、吸收
第五节“前写作”、“写作”、“后写作”

第八讲 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内涵和类型
一、散文的内涵
二、散文的类型
第二节 散文的特征
一、对象的广泛性
二、自我的写真性
三、表达的_性
第三节 散文的写作（上）
一、取材：别具慧眼
二、立意：独抒性灵
三、构思：神与物游
第四节 散文的写作（下）
一、赋形：宜宏大体
二、用辞：以达为工
三、选技：执术驭篇

第九讲 科普文
第一节 科普文的含义和作用
一、科普的含义
二、科普文的作用
第二节 科普文写作的主要特点与不同境界
一、科普文与科学小品的区别
二、科普文写作的主要特点
第三节 科普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与语言特点
一、科普文写作的五项基本要求
二、科普文语言的功能性特点

第十讲 评论文
第一节 社会短评
一、社会短评的性质和特点
二、获取社会评论对象的途径和方法
三、展开分析评论的常用方法
第二节 文艺短评
一、与文艺短评相关的几个概念
二、文艺短评的作用
三、文艺短评写作的过程和方法
四、文艺短评写作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第三节 学术短评
一、学术短评的特点
二、学术短评的选题
三、学术短评的主要写作方法

第一讲 前言
一、写作学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作教育是最早开创的学科门类之一，迄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有史料可考的较为正式的写作教育肇始于奴隶制社会鼎盛期的西周，在后来的孔子的私学教育结构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言语。进入封建社会，随着选举、科举制的建立和“完善”，写作教育成为封建教育的一门主课，其受重视的程度，远非其他学科可以相提并论。及至封建社会后期，其繁荣达到了极致，其衰朽也达到了极点。清末禁八股、废科举、兴新学，民国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使写作教育在指导思想上开始从为功名、应试，转向为文章、实用，出现了革新的气象。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作教育在实质上仍继承者八股的传统。这种状况至今未有根本的改观，“应试”教育仍为写作教育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应试教育、八股传统之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跟“五四”以来国文界先辈未对传统写作教育作深入、细致的反思和总结有关。当今的考试制度迫使语文教师不得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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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悟”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练”出来的。
这种“以读代写（练）”的写作学习观，到了程、朱那里，由于当时科举制刮起的“功利”性写作学习之风盛行，文以载道，文、道分离，有文无道等写作现象广为蔓延，更进一步促成了他们对悟道、体道的强调，和对专务词章之文的贬斥。
“以读代写（练）”规范与“为写择读”规范，在汉以后及科举制兴起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二者并存。在整个封建时代的书院教育中，较好地保持了写作教育的“正统”性和“纯洁”性，“以读代写（练）”规范大致上仍处于主导性地位。而在官学和私塾教育中，“以读代写（练）”规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是到了明、清，尤其是清代，“为写择读”规范才逐渐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教育完全沦为科举制的奴仆，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写出几篇用来应试的八股、策论、试帖诗；为了“写”，自然也得“读”，但“读”不再是为了悟道养性修德，而是为了能写出合式的应试文，由此可见，“为写择读”规范的“读”，与“以读代写（练）”规范的“读”，二者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从指导思想到教学实践，均背道而驰。“读”的不同，是由于对“写”的认识不同所致。“以读代写（练）”规范下的“写”，要求的是言志、立诚、正道辨奸、益国补化，是作者思想、情感和人格的外化；“为写择读”规范的“写”，则是“代圣贤立言”，作为“传声筒”，为了功名利禄，作为“敲门砖”，是一种异己性的写作。
清末禁八股、废科举，“为写择读”规范必然受到重挫，但“为写择读”作为一种教学方式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撇开其在科举应试教育制约下对“读”和“写”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内容来看，以“写”为目的，以“读”为手段；从“写”的需要出发，选择可资借鉴的读物让学生通过阅读来体悟其中的写作规律，这对写作学习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上述对“为写择读”规范的否定，只是就其特定的涵义而言，并不否定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4.从写作教材方面看： 先秦时期的言语教学，在西周时代用何教材已不可考，但在孔子的私学教育中，所用教材则有史料可证。孔子的教育一般认为除了沿袭前人所教的“六艺”外，还以自编的“六书”为教材。“六书”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主的是《诗》、《书》、《礼》、《乐》四种。从言语之教看，“六书”均有教材的价值：《诗》教使人态度温和，性情柔顺，为人敦厚朴实，而不至于是非不辨；《书》教使人上知自古以来历史，通晓先王施政之理，而不至乱作评论；《礼》教使人恭敬严肃，知道道德规范，而不至于做事没有节制；《乐》教使人心胸宽畅，品性善良，而不至于奢侈无度；《易》教使人知道人事正邪吉凶，事物之理的精微，而不至于伤人害物；《春秋》之教使人知道交往用辞得体，褒贬之事有原则，则不至于犯上作乱。（参见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6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这些，既是做人的基本修养，也是言语行为的基本素养。在“六书”中，最为直接、明确的言语教材是《诗》。
先秦时期可以称得上言语教材的还有《荀子•正名》、《墨子•小陬》.《韩非子•说难》等。当然严格地说，这些教材虽写于先秦，但真正广泛传播有的还是在后世。如果说《正名》篇揭示的是论说性言语的构成和思维规律，《小陬》篇阐明的是论辩说理的逻辑和技巧，《说难》则是言语心理学（或受众心理学）的专论。《正名》和《小陬》偏重于言语基本理论的探究，而《说难》重在对言语实践的指导，传授游说的经验和技巧，教导人们在向统治者进言时如何趋利避害以实现言语目的，《说难》体现了较强的教学意识。
上述所提及的先秦时期的言语教材，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都还只能算是“准教材”。当时言语教育尚属草创，“六书”及一些零散的篇章，虽具教材性质，但教学的目标、系统要求等都还谈不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汉及魏，其间虽也不乏具有教材性的著述，但不是失之于简陋，就是亡佚不传。晋之后写作文选类教材大量问世，较著名的有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的《翰林论》，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孔宁的《续文章流别》，刘义庆的《集苑》、《集林》，沈约的《集林钞》、《集钞》，丘迟的《集钞》，……排在《昭明文选》之前的，不下十几部，这些编著现在基本上也看不到了，有的只剩下一些残篇，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等，还可从清朝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得窥其略。流传至今、影响广泛的写作文选类教材当推《昭明文选》，它标志着写作教材的规范化。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因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而得名。《文选》问世后不久就不但成为教材而且更成为一门学问。唐代学者李善便专业传授《文选》，学生多自远方而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故日‘《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在唐代已成为较为热门的写作教材。
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堪称典范的、最具教育学价值的写作文选类教材是南宋谢枋得（1232-1289）编的《文章轨范》。《文章轨范》7卷，选文64篇，均为唐宋名家名篇，7卷中分两大类：放胆文（(2卷），小心文（(5卷），每卷卷首均有教学目的、要求等的提示。
作为教材，《文章轨范》很合乎写作教学机理。我国写作教材的编写，正是由此开始有了写作教育学和教学法研究的自觉意识，这标志着写作教材和教学的科学化程度的一个质的飞跃。谢枋得功不可没！在我国古代写作教育史上，《文章轨范》的价值，当在《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之上。
同是在南宋，比谢枋得还略早一些的真德秀（1178-1235）,也曾编了一本写作文选《文章正宗》，对后代也有相当影响，。该书正、续集各20卷，选文比《文章轨范》时间跨度更大，面更广，它的最大特点是有了最初的教学文体分类。宋以前的写作研究已明显地表现出将文体愈分愈细的趋势，这是不利于教学的。真德秀将选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尽管这一分类既取文体名称又取文章性质的角度，不太科学，但是，他能化繁为简，将《文选》所分为38大类的文体，归为4种进入教学，这无疑是很有眼光的。这4种文体大约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写作教学“基本型”文体。
南宋是一个政治上很衰败的时代，但在写作教育史上却是一个很繁荣的时代。那时不仅产生了写作文选类教材的杰作《文章轨范》、《文章正宗》，而且还产生了以《文则》、《文章精义》为代表的写作知识类教材。
陈骙(1154-1203)所著《文则》。所谓“文则”，即为文之法则。作为写作知识类教材，它显然要比《文心雕龙》简明、实用。该书涉及文章体裁、遣词造句、行文章法、表现风格等诸多方面，不但示人以法则，而且附有大量的实例，表述也较为清晰平易，习作者较容易接受。该书当可称为我国最早的提供了较为详备的写作知识的教材。
而李耆卿的《文章精义》，内容原本就是教材，是由其弟子于钦笔录下来汇集成书的，故用语录体。此书虽系统性不强，但评说各家文章之优劣，教学子如何为文，却颇有心得，对后学影响也较大。
知识类教材发育较为成熟的当推元朝倪士毅的《作义要诀》。《作义要诀》是专讲经义的作法的，该书的编写意图很清楚，就是作为教材教学生作经义的，因而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教性。该书除了摘引各家有关的写作知识；论及一些一般的写作道理外，着重按经义写作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加以描述，先是审题，然后是冒题、原题、讲题、结题等，一一指明写作要旨。这里暂且不论经义写作的得失，单就教材的教学意识来看，显然较《文则》和《文章精义》大大前进了一步。
《文章轨范》和《作义要诀》，分别标志了写作文选类和知识类教材的成型，并成为一种“范式”，给后代的这两类教材以普遍的影响。
奇怪的是，宋、元以后，在写作教材的类型的拓展上似乎停滞了，也许是人们的才智都被上述这两种“范式”给束缚住，明、清两代所出的写作教材可谓汗牛充栋，但归结起来，无非还是两类——文选类和知识类。第三类写作教材——训练类，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姗姗来迟，其代表作是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
（二）转型期
清末民初，本书指的是1901年（禁八股）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是我国写作教育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写作教育的主要特征是：旧的写作教育规范面临着崩溃解体，新的写作教育规范尚待建立；写作教育思想开始从为“功名”，转向为“文章”、为“实用”，但传统的写作教育观念和方法仍占主导地位。我国现代写作教育由此发韧。
禁八股、废科举，标志着我国古典写作教育的终结。
清末禁八股、废科举后，为事功、为功名的写作教育思想蜕变为“实用”。在清末教育法规中，明确标示了写作教育的目的是“供谋生应世之所需”，“以备应世达意之用”，“以资官私实用”，写作教育从功利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写作教育实际仍继承八股的系统：由于以科举为目的的写作教育，沿袭了近千年，它所形成的教育规范、观念和方法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在写作教育方针和要求上已有所革新，但是写作教育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
这一时期写作教学虽已有单独的教材，但写作教学基本上还是依附于读本，写作与阅读相联络，以模仿式的教学方法为主。
由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这一时期国内相继筹办了多种教育刊物，影响最大的有《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
在这一时期，写作教育研究初见端倪。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国文教育方面的文章就有数十篇，其中大都涉及写作教学，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沈颐的《论小学校之国文教授》（《教育杂志》第1卷第1号），蒋维乔的《论小学以上教授国文》（《教育杂志》第1卷第3号），庚冰的《言文教授论》（《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刘半农的《应用文的教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叶圣陶、王钟麒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新潮》第1卷第1号）等。对现代写作教育，尝试作初步的探索，体现了研究范畴开始转变。写作学研究的专著亦为数不少，举其具代表性的有来裕询的《汉文典》》、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均称得上古典写作理论研究的力作，但也是古典写作理论的遗韵绝响，与新兴的写作实践和思潮有一定的隔膜，表明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的滞后。
专门性的写作教材，较有影响的是谢无量编的《实用文章义法》（上、下册），该书由中华书局1917年1月发行，经多次再版，至1928年已印至7版。
该书体现了注重实用文体写作的时代潮流，承袭的是传统文章学理论，取例以唐宋以后的古文为主，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可以算是转型期写作教材的一个范例。
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出版于清末，为“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在当时颇具影响。该书是以清政府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为纲，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
该书分别说明小学各科的教授法。其中“国文科”的教授法，包括目的、教材、教法三个部分。教法部分分为四项：甲读法，乙缀法（即作文），丙书法，丁话法。《教授法讲义》由于涉及小学的各科教学，所以对于写作教学必然所述较为简单，但简单而不简陋，作为早期的教授法论著，已算是不俗的了。尤其对白话文的倡导，可谓发世纪之先声。
纵观20世纪伊始到五四运动前夜的写作理论发展状况，它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它处于新旧交替的矛盾斗争之中，既有相互间的排斥，又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二是它作为各个不同阶级的舆论工具，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分别发挥了社会变革或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作用；三是它多出自造诣深厚的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和宿儒、学者之手，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位和经过系统归纳的理论形态。这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亦或难得其全的。它综合弥纶、继往开来，为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新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再进之阶。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已开我国现代写作教学研究之先声，为“五四”以后的写作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 现代写作学：
1. 1919——1949年
1919年五四运动至20年代末，是现代写作教育的变革期。其标志是白话文（语体文）在国文教育中真正获得了合法地位，并逐渐取得了与文言文并重的位置。这一时期占主导性的写作教育思想是提倡白话文写作，推行“国语教育”，试图建立新的写作教育规范。
30年代是我国现代写作教育的成型期。经过“五四”以后在写作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探索，经过20, 30年代对国文“课程标准”的反复修订，现代写作教育已初具规范。其主导性的写作教育思想是提高白话文写作和写作教育的质量，反对守旧和复古。“成型期”的写作教育，一方面表现为教育目的、要求、程序及教材、教法等逐渐趋于严整，另一方面，原来业已存在的矛盾也暴露得较为尖锐，有待于反思和清理。
40年代国统区的写作教育处于困顿期。30年代后期直至整个40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先是八年抗战，接着是三年内战，战争频仍，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教育自然也不景气。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写作教育发展缓慢，国文界有识之士仍致力于白话文写作教育的改进，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也有所深化和拓展。旧的写作教育观念，尽管已处于明显的颓势，回天乏术，但仍然坚守着文言文读、写这一最后的据点。
1920一1927年的写作理论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8年时间。这一阶段属于新的写作理论建设初创时期。这一阶段对我国写作理论建设和发展影响最大、最直接而又最关键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倡科学和民主，“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各种文化社团纷纷建立，形成了一个近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自1920——1927年期间，关于作文教学法的著作，属于专著的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黎锦熙的《新著国文教学法》，张震南的《中学国文述教》、《师范国文述教》等。其中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作文教学法，开创了作文教学法的先河。在作文法的教材或专著中，吕云彪等人的《白话文作法》、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高语罕的《国文作法》、叶圣陶的《作文论》、夏丏尊和刘薰宇的《文章作法》、孙恨工的《记叙文作法讲义》、《论说文作法讲义》、《小说作法讲义》，龚自知的《文章学初编》、沈熔的《书翰文作法》均具有代表性，而尤以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更为典型。
这个阶段的写作理论研究，首推叶圣陶的《作文论》，这是一部为现代文章写作理论奠基的著作。惟最多的是关于文章“作法”的研究。所谓文章“作法”，如同叶圣陶所说：“大半从现成文章里归纳出一些法则来，告诉人家怎样写作是合乎法则的，也附带说明怎样写作不合规则”（《怎样写作》）。有些明确命名为“作法”的教材或专著讲作法，有些名为《作文论》、《作文讲话》的教材或专著，也讲作法。其中有全面讲述文章作法的综合教材和专著，它们不但讲一般的写作原则、要求和方法，而且往往分别讲述各种文体的作法。另外还有些专门阐述某种单一文体作法的教材或专著。这些文章“作法”的著作，满足了社会上和写作教材的需求。夏丏尊、刘薰宇在1926年就说过：“原来中国文人认定‘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之’，所以古代虽然有儿部论到作文法的书，如刘a的《文心雕龙》和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之类以及其他的零碎论文，不是依然脱离不了‘神而明之’的根本思想，陈义过高，流于玄妙，就是不合时宜。”他们二人之所以编写《文章作法》一书，目的就是“为应教学的需要”以“救急”。
本阶段的写作理论，开始广泛地借鉴_文体分类法对文体进行分类。_的文体分类法是，先把所有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美术文（简称“美文”，相当于文学，又称感化文、艺术文、情念文）；一类是实 ……（未完，全文共46776字，当前仅显示8413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写作学讲座第一讲—前言（共320页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