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析欧洲中国观以及异域文化的对待问题

重新分析欧洲中国观以及异域文化的对待问题
———读《中国变色龙》
中国与_，在历史上很长时间是相互隔绝的。这种局面的打破源于何时，至今也是各种猜测。中国与_真正接触并纪之于书大抵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中世纪的旅行家穿越荒芜的沙漠和高山，穿越无数危险和死亡，将遥远世界的见闻带回故乡，其中难免会有虚构与夸张。至今，马可波罗的形象依然是处在两股极端的_当中。孰真孰假？或许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应该是《马可•波罗游记》带给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和研究。其后，利玛窦等传教士撰写的多种关于中国的著作在_世界引起了重大的影响，给欧洲人带去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然而，19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在欧洲受欢迎的风潮正在倒退，理想化正逐步走向妖魔化。在黄兴涛和杨念群主编的“_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从书中里有选择地引进了一批曾经在_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巨作，以“借别人的眼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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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者的历史。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是作为英雄人物出现在历史上的，很赞同作者的一个观点：当次要人物不得不被无情地逐出、抛开，其必然结果就是淘剩下的人物起了更具英雄色彩的作用。欧洲人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了一种东方想象，他们把中国想象成一个繁荣开明的国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一种不满。这在他们对蒙古大汗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在_人眼中，蒙古首领有着不一样的印象，至少在当时标准来看是文明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他们谣传着在东方存在着一位强大的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以此来降低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和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在耶稣会士传教时期，他们试图以“西儒”的身份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通过他们的著述，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印象被带到欧洲，作者认为：此时的中国不是现实，而是乌托邦。伴随而来的是两个神话。其一，中国是单一的儒教国家；其二，中国社会没有变化。道森对后者持反对态度，并客观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而前者则强调了中国生活方式有道德上的卓越之处，赋予了传教士以成功的希望，促成了传教士乌托邦化的中国印象。从这个地方难免看出作者为了过分强调主题而忽略了传教士也有本身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的因素在里面。后者出现的原因大抵是由于当时工业、政治和社会革命给欧洲带去的变化诱使欧洲人产生文化优越感，从而排斥了他们认为比自己粗鄙的“他者”文化。 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似乎就是用一种赤裸裸的对立词语“我们”和“他们”来看待世间事物。这种观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且不说欧洲，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这样一种倾向，从古代中国的“五服”地理观到近代中国人的_印象，似乎都摆脱不了这种“他者”想象。当然，这里论述的是欧洲的中国观，因此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也不可避免出现这种倾向。在欧洲的中国印象中，这种“他者”有时是过分理想化的，有时是过分妖魔化的。在18世纪的欧洲，显然“欧洲中心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上成了主导力量。“如果我们在增加了对其他文明的了解时仍死抱住这种观念，那原因就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体系面临着威胁，为了自卫才过份强调自我的价值观。” 道森的这段话深度剖析了“他者”观，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特别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只有公平对待每一个文化结构，才能够对历史文化交流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然而，这恰恰又是最难的。
在19世纪，曾经刮起的“中国式风格”的热潮已经退去。对于当时的这股热潮作者也进行了阐述，认为这是由于欧洲人对本国艺术的审美疲劳造成的，而在“中国式风格”引进的过程中却严重扭曲了中国风格。这种扭曲的出现也呈现出一定必然性，在引进一门外国艺术时时，需要本国的艺术家从新的源泉中更新和补充他的创造力。他绝对没有义务要把他所看到的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他应该把外国的材料应用在自己的美学观上。而当帝国的铁蹄踏入中华大地，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时，缺乏上帝照顾的中国成了欧洲的对立面来反衬其自身脱胎换骨后的强健与美丽以及驾御于其他国家之上的傲态。而20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可以通过自身的经验感知真正接触和体察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是不是会避免出现上述的阻碍因素。然而答案往往是不会。好像认识和了解一种外来文化已经被当然地认为是为本土的需要而服务的，而不是了解的人本身的求知欲使然。似乎，雷蒙•道森在这本书里已经 ……（未完，全文共2924字，当前仅显示185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重新分析欧洲中国观以及异域文化的对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