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疫”——人类与微生物关系的发展历程剖析与思考

目录/提纲：……
一、生命之“忆”——瘟疫的产生与在人类社会中的爆发
二、生命之“役”——微生物与人类的“持久战”与“运动战”
三、生命之意
四、生命之“弈”——“四分之一”的威胁及两种威胁的奇妙结合
五、结语——生命之“翼”
……
生命之“疫”
——人类与微生物关系的发展历程剖析与思考
【摘 要】 瘟疫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长久影响。而面对着那些致病的病毒和细菌，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妄图把它们全部消灭。本文从自然进化角度客观分析了疫病和生物之间复杂的生物、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关系，回顾了人和微生物共存期间的相互影响，并论证了应用平衡与和谐的视角正确对待瘟疫的观点。力图从以往的与瘟疫的斗争中深刻阐发人与瘟疫的关联，为未来的免疫学研究总结可行的方向。
【关键词】 瘟疫 生物 文化 癌症 免疫疗法

前言
病毒和细菌从生命体存在以来就一直存在于地球。早在高等植物和动物尚未成型的远古时期，微小的组织就从细胞中脱出并演化成个体在地球各个角落安居乐业。而动物乃至人类的出现给病菌提供了新的居所，它们也对人类的历史进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人类存在的数百万年中，瘟疫始终随人类活动而肆虐不止。直到科学技术手段已日趋完善的今天，当SARS、AIDS、H1N1等一波波地袭来，我们依然不可遏止的恐慌。
病毒学之父巴斯德曾说：“瘟疫和死亡的规律，总是在设想着破坏性的新手段，而和平、工作和健康的规律，则始终在谋求把人类从瘟疫中解救出来的新方法。”我们固然希望和平与稳定，但如果片面地追求消灭所有病菌、消灭所有瘟疫，无疑是不理智也不现实的。人类曾经对自然界犯过的错误虽然已无法弥补，但面对着免疫学的明天、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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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很多病毒或细菌可能只是在其它生物体内寄生，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内在或外在原因而来到了人体内，并一发而不可收。比如当年上海甲肝的大爆发就是黄泥螺的传递。而且很多瘟疫就是通过这种寄生载体来侵犯人体的，这种传递路径在瘟疫中数不胜数，仅仅走出非洲的疫症就不胜枚举：舌蝇携带的锥体虫传播的瞌睡病；卡洛米斯灰鼠传播的马尔暴热；Mastomys鼠传播的拉沙热；以及目前尚无法肯定传播源的_的埃博拉病毒。本来不属于人类世界的疫病就这样通过其他物种完成了迁徙。
科学家尼克尔《经由体虱传播斑疹伤寒的实验研究》在1909年发表后人们了解了它的进攻机理。蜱是蜘蛛纲蜱螨目的一种，形似蜘蛛。它能够通过叮咬传播一种症状与斑疹伤寒非常相似的传染病——落基山斑点热。通过进一步实验，我们可以肯定它的传播方式。
而后来随着有机物研究发展，对于斑疹伤寒，我们似乎找到了作战的武器。1874年，一位德国的化学家研究制备了“对人畜无害的”DDT用来大面积杀灭农业害虫——事实证明，它确实对害虫十分有效，这位化学家还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几十年后，我们悲哀的发现，鸟儿不再歌唱，往常喧闹的春天却是一片死寂。我无意批判当初那位化学家的伟大贡献，因为错的不是他，也不是DDT，是人类想控制自然界的愚昧贪念。
这种武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暂时压制了疫症的传播，却也割伤了我们自己。
但让我担心的还不止如此。不如从人类的进化来看这个问题。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但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人为什么成为人？科学家给出了基因组学的解释：人类出现以前，一些神秘的DNA序列几乎没有改变过，而在人类进化出来后，它们的突变速率突然加快，使人类踏上了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进化之路。
我担忧的是，人类明显对这个世界做了太大的改造，连人类出现本身在自然规律看来都是如此玄妙。除了作为高等生物的优越感，我们也相应承担对于生物界更多的责任感。当我们一味为了自己物种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把压力施加在其它生物头上，很难说它们会做出怎样的抗争。
近年来的研究证明细菌之间存在信息交流,许多细菌都能合成并释放一种被称为自诱导物质的信号分子，胞外的AI浓度能随细菌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个临界浓度时，AI能启动菌体中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细菌的生物行为，如产生毒素、形成生物膜、产生抗生素、生成孢子、产荧光等，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_感应调节。这一感应现象只有在细菌密度达到一定阈值后才会发生,所以也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细胞密度依赖的基因表达。这种通讯方式可以使细菌侦测它们的_密度，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当它们聚集起来可以形成生物膜，使它们耐受抗生素的能力提高整整1000倍。 显然我们现在已经领教到了这种后果。
“曾经有学者把古代的各种瘟疫看成是制约人口、调节‘生态’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因果的论调，大自然从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筛选它的生命。”
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对瘟疫的了解历程就会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在和瘟疫的对抗中根本不会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战胜瘟疫”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命题。我们在这种战役中永远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而且由这种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没有战略反攻的可能。病毒和细菌负载着战争的主体地位，由本体引发的效应是无法避免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病菌的主动性使我们在反应时间上永远落后于对手。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波的bao luan起于何时、发于何地，只能在它们发动攻击后才开始被动的防守反击。
其次，病毒和细菌种类之多、变异之迅速无常让我们在应战手段上无计可施。DNA是生命体最神奇的发明成果之一，它让世界以亿次级的差异性变得异彩纷呈、绚烂多姿。但是当这种效果作用于能攻击人体，甚至能致人死地的病菌上，所形成的威胁也是极其可观的。我们不知道下一批来犯的敌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杀伤力，甚至当它们已经对机体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后我们还天真的把他们当做“良民”。每一次作战我们都要集中社会的精英智慧重新对它们进行敌我判断、战术分析、防御战再伟大的军事思想在它们面前都显得如此薄弱无力，不堪一击。
最可悲的是，不管战争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注定在战斗前期会牺牲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历史上，一次瘟疫扫荡过的村落或者城市只剩无尽的尸体和一座空城的事例不胜枚举。不得已时，我们会选择牺牲已经丧失战斗力的人群来保存剩余力量，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在实践探索中成为实验的对象。这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性的悲哀。但人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就像影片《卡桑德拉大桥》中麦肯齐少校不顾女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强烈反对，为了军方的利益做出放弃车上所有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会取得完胜。
回顾斗争的历史，也许十九世纪人类面临传染病时的对策能给我们一点启发。伟大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卡介的辉煌研究工作使得许多病原生物与疾病间的关系被确立下来。医学界人士、甚至一般公众在当时都逐渐醒悟到人类环境已被大量的、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所占据，大多数的传染疾病现在已被置于适当的控制之下了，而且有些实 ……（未完，全文共7804字，当前仅显示274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生命之“疫”——人类与微生物关系的发展历程剖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