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精神”解读与弘扬

“民盟精神”解读与弘扬


“民盟精神”解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在2005年民盟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为内容的“民盟精神”。作为基层盟组织，认真学习“民盟精神”，深入领会“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民盟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光辉历程与现实实践，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定位，明确时代责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对于高擎薪火，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解读“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宗旨”。一个组织、团体、政党的“精神”，就是这个组织、团体、政党的“宗旨”，因此，“民盟精神”所揭示的实质就是“民盟宗旨”。结合民盟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辉煌而伟大实践，仔细研读用长达34字表述的“民盟精神”，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从

三个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注：2006.12.30.在丽水民盟组织成立20周年庆典与全市盟员大会上讲稿。

一是从理想信念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爱国忧民的本质内涵。“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所揭示的就是民盟“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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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学界堪称大师泰斗，然而他们在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这些学者专家淡泊名利，却把道德文章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受过许多磨难，曾经被误解，受屈辱，却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之荣辱，历经坎坷而积极豁达，忍辱负重而执著付出，以自己的无私、风骨、情操实践着爱国、报国、富国、强国的宗旨理想和坚定信念。

二、“民盟精神”形成的历史探源

历史造就了解民盟，也造就了内蕴丰厚的“民盟精神”。回首漫长的岁月，民盟在血与火的砥砺中，在刀光剑影的考验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磨难，逐渐形成了足以使每一个盟员深感自豪的“民盟精神”。今天，我们沿着民盟走过的65年历程，探溯“民盟精神”的渊源，当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民盟精神”，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盟精神”。

从民盟的产生背景看“民盟精神”形成。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一党独裁，垄断独霸了国家_和社会财富，大小军阀之间争权掠地，一片混战，中国仍然是战火频仍不止，内忧外患不息、国家动荡，国力衰败，民不聊生。当此国家分崩离析、国土烽烟弥漫之际，一大批有良知的进步知识分子目睹这种政治乱象都在苦苦地思索中国的出路；与此同时，苏俄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苏俄革命胜利的讯息传入中国，唤醒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段，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之后，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感召下，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但北伐成功不久，蒋介石便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_，公然反共反人民，将中华民族拖入了十年内战的水深火热之境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在民族和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出现严重摩擦，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抵御外侮的救亡图存斗争面临严重危机。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民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民盟成立的公开宣言中指出：“国共党派问题的不速求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第三者的联合实为当时第一要事”。并积极地调解国共纷争，争取团结统一，并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主张抗日的党派和人士，与国民党排斥异已、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_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毅同志是这样评价民盟的：“皖南事变后，与国民党分裂阴谋作斗争，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们抗战，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问题。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民盟正是以自已忧国忧民，矢志报国，促进抗战的理想信念和一代民盟前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权，坚持民主，维持民族和国家利益，将组织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土地，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出灿烂的“民盟精神”之花！

从民盟追求真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历史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建立之初，原是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对于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先是采取拉拢、利用的政策，诱之以_厚禄，当遭到拒绝之后，便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打击、排斥。民盟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于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张、共同的信念，使得民盟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在多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在宣传舆论上，民盟先驱们在民盟组织成立之前，自“九一八”事变始就一直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资源，纷纷创办抗日救国刊物，声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皖南事变发生后，继续在舆论上为抗日救亡呐喊，与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如，黄炎培把被国民党查封的各地生活书店转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资产，改为“国讯书店”，并以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为基础，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年9月，黄炎培赴香港主持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籍以募集经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杨明轩、杜斌丞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为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宣传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等主张；关梦觉创办《反攻》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等等；更有许多盟员通过撰写新闻报道抗日事迹，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展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斗争行动上，民盟前辈们自抗战以来，就开始了与中共密切的合作。1936年6月10日，蒋介石约请沈钧儒和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要求“全救会”（后集体参加民盟）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沈钧儒拒绝，他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同年7月9日，沈钧儒受“全救会”委派与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人赴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发表全救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署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同 ……（未完，全文共7624字，当前仅显示267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民盟精神”解读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