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提纲:……
一、_时期的思想解放历程
二、“两个凡是”与“完整准确”的思想交锋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内容
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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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史录—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文化大ge min时期的思想解放历程
1976年是中国农历丙辰年,按十二属相是中国的龙年。苍龙翻腾,既能给人间带来祸患,也能带来福祉。这一年,已经深陷_泥潭10年的中国人似乎注定要经历太多的大凶大吉、大悲大喜。
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开国总理周恩来走了。4月5日,在首都_广场,一场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祸国殃民为斗争目标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犹如火山爆发、春雷炸响,震醒了无数麻木的灵魂。但是,在那个阴霾未散的春季中,中国人也为自己的抗争和觉醒付出了血的代价,“四五运动”遭到了残酷镇压。然而,更加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一年的10月。
_逝世后,被_称作“四人帮”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面对严峻局势,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愿,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披露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举行热烈的_和集会,表达由衷的喜悦之情。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总像人民想象的那么顺利。粉碎“四人帮”给人民带来的希望之火很快就给泼上了一盆冷水。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是要集中力量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是“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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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的兴高采烈,对于前途的希望,又重新使大家感到破灭了,就是有一种很大的失望。把全国人民又重新打回到闷葫芦里面,就是说他到底要干什么?”
在全党全国人民一片迷茫之际,尚未正式复出的_首先表明了态度。
1977年4月7日,华国锋委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同_谈话,要求他在复出之前写一份承认_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_当即予以拒绝,义正言辞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_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封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谓价值连城,1977年4月10日,_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_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陈明显说:“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也就是提出了一个对于_思想要完整准确地来理解,就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完整准确,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或者是完整准确的理解_思想,或者是‘两个凡是’,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封信中的准确的完整的_思想确有所指,寓意深刻,同“两个凡是”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为一旦用准确完整的眼光去看待一个思想体系的时候,摆脱迷信、片言只语的思想束缚的时刻也就到来了。它的提出,为一年后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恢复_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各项职务的决定。_终于第三次复出了。这一年,他73岁,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这一次复出,预示着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转折的到来。历史选择了_,使他成为继_后党内最富治国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开启新时代的黄钟大吕将由他来敲响。在此后的20年里,党和国家的命运就同_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_的复出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但是“两个凡是”与“完整准确”的交锋,两种思想的较量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十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报告中仍然充分肯定了文化大ge min,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ge min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
“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写得格外遒劲有力,它是_在延安为中共中央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题字,也是党校的校训。就在_大声疾呼准确完整地理解_思想科学体系,而华国锋等人继续固守“两个凡是”的时候,一场对中国后来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里展开。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校校长由华国锋兼任,汪东兴兼任第一任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教学重点就是研究党的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大ge min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有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提出了进行这种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_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里,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1977年7月,根据胡耀邦提议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大胆冲破思想禁区,开始发表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也由此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党校教师、《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说:“1978年5月6号那天耀邦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开会之前我就把稿子带过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家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6号,我们有七八个人,坐下来我们说,耀邦同志,今天请你细看这篇稿子,他就把稿子接过去了,埋头看稿子。我们都围在他旁边,大厅里一声不响。看完以后他说,我看这稿子可以了。”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5月11日,《光明日报》又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有、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引起了广泛注意,并逐渐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报纸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告。 ……(未完,全文共10841字,当前仅显示257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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