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描述和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史实描述和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摘要：图书馆学史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对象，而图书馆学思想史致力于反思对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旨趣。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既要从史实描述的角度客观地揭示历史上的主要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又要从价值揭示的角度分析“过去”的思想对“当代”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从而将“死了”的思想传统转变为“活着”的智慧资源。
关键词：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史实描述 价值揭示
　　
　　自况能富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中国十五至十八世纪图书馆学思想论要》[参考文献：
[1]况能富.中国十五至十八世纪图书馆学思想论要[J].武汉大学学报,1984(4)][1]和《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2]况能富.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J].图书馆学通讯,1985(1)][2]等论文以来，通过近30年的努力，学者们明确认识到思想史研究是古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并大致勾勒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雏形。但是，相关研究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现有成果往往将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节点按历史时序串联为所谓的“思想史”，思想史被简单地处理为历史上有关思想资料的罗列，缺乏对整个古代思想史的规律性总结。其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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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品格特征，以及思想的总体演变规律是什么。从成果的呈现方式来看，史实描述重视材料的排列和背景的发掘，是研究者对前贤思想观点的整理和转述，提供的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史实及其流变规律。因此，客观性、准确性是其最根本的要求与约束。在此意义上，专注于史实描述，其缺失也是明明显然的：
　　首先，史实描述只重视史料的真实可靠和史事的正确无误，具有明显的知性考据倾向，往往只能提供思想史的知识而不能揭示思想的精神价值。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思想只能在主体人的精神层次予以定义，由于史实描述不能揭示精神价值，因而常常出现将思想与理论混同的现象，“思想史”研究甚至被简单地等同于“理论史”研究——这正像我们在现有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成果中易于见到的那样。
　　其次，由于史实描述强调面向过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往往被归结为一个“先前曾经阔过”的伟大传统，从而回避了为当下图书馆实践提供意义的现实关怀。思想之“史”在当下的“不在场”，意味着研究成果不能参与当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建构，因而只能局限于过去自娱自乐，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遂堕落成了一门单纯的史料之学。我们相信，无论多么伟大的传统，一旦不能释放烛照当代的光芒，它就不能证明自身的当下有效性，就会成为“死传统”。“死传统”只是在知性的层次上满足于无聊的枝节论证，甚至表现出以陈腐为高雅的麻木心态。
2 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揭示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乃在于思想史除了具有“史”的史实描述维度，还有“思想”的价值揭示维度。
　　所谓价值揭示，就是要深度挖掘古代思想的现实价值，将古代思想的重建和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诠释相结合，寻绎古代思想中对现代图书馆学仍有启发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智慧资源。因此，价值揭示的本质是要揭示“古代”思想的“当代”价值，究心于过去的思想在今天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显见，价值揭示是在史实描述所提供的思想史基本史实及其规律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理解和阐释。这个“进一步”，意味着不再只是面向过去，满足于在资料编纂史的框架下提供一些经过刻意剪裁的思想史知识；而是要面向当下甚至面向未来，让传统思想回应现实问题。
　　总体而言，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揭示包括两个基本研究向度：一是从思想史的演变历程中观照当下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对当代图书馆的现实给出基于历史发展线索的深度解释并发现现实问题的本质。比如，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是在传统藏书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系统疏理近代图书馆学“西学东渐”的思想流变历程，才能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的“理性化”实质。而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洞见，这一进程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祛魅”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因否弃了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大弘文教”、“申明大道”等形上话语而赢得了文献操作的直接现实性，但却存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当道，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遮蔽的缺失，物的尺度成为图书馆中的唯一尺度，而人的尺度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非关键性变量。二是针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寻找基于先贤思想智慧的解决方案。例如，现代_语言是以理性逻辑见长的语法化和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它的客观化取向固然赢得了文献检索上的高效与便利，但却忽略人类认知的优点。有见于此，学者们相信文献组织取得突破的关键是“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3]马费成.在数字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3]。但遗憾的是，在语法层次如何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具体路径上，迄今并没有成熟的方案。而古代书目的文献组织更多地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认知背景、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努力在情境中取得词汇意义，正是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运思的[[4]李满花.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何以可能：基于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价值的可行性思考[J].图书_知识,2008(1):41-44,67][4]。就此而言，古代思想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价值。
　　总之，在史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无疑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首先，就古代思想史自身而言。没有价值揭示，思想史研究将会成为没有逻辑主线和精神呈现的资料长编，历史时序下的史实和史料的獭祭，也将成为成果的唯一表现方式。并且，在无限丰富的古代思想中，到底要描述哪些史实也不甚明了。此外，史料本身并不能构成一门学科的坚实基础，这使得以认知为目标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并不能构成自足的学科体系。所以，以“真实”和“客观”见长的史实描述，反而因为缺乏内在精神的 ……（未完，全文共4845字，当前仅显示244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史实描述和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