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目录/提纲：……
一、中美缓和：从敌人到准盟国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形势分析
（三）中美战略调整与中美建交
（四）中美建交的背景及对中国的积极作用
二、美国霸权衰落与中国崛起
三、中美博弈：走向合作还是冲突
（一）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二）中美合作与冲突的前景
……
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梁亚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

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梁亚滨，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和平与稳定与发展，所以中美关系能否好还是坏，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一、中美缓和：从敌人到准盟国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
我们从历史看未来，第一个部分，我们进入中美缓和的一个过程，从敌人到准盟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怎么办，在国际问题上，国际外交关系当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当时采取一是“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在《_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导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导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采取的是“一边倒”的政策，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就完全由二战期间的同盟关系走上了一种_和对抗关系。
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式？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一边倒”？首先是一种国际体系格局所带来的原因，在当时是美苏主导下的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对于次要国家来说，选择的线路是非常有限的，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你要么导向这一边，要么导向另一边，采取中央战略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跟资本主义国家有冲突。因此我们导向苏联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而跟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中美之间不太容易产生合作或导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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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钱，我们国内很多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这些建设当中去，也明显地感受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财力支撑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看一下在1959年到1999年我们的军队数量，在1958年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本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实现了解放，开始了大部分的裁军，最终裁到了237万的时候，结果就由于这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外安全压力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大规模地增长我们的常备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也带来了国内的国防开支的巨大开支。国内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58年11%逐步增到，最高的时候在1970年左右增长到了25%，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投入到军备当中去，导致国内的生产、经济的发展受到巨大的挫折，几乎是难以持续下去，导致我们的国家长期忍受贫困和落后。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使中国领导人逐渐开始意识到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作出调整。当时的一个招贴画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_派！”在两极格局体系下，我们同时与两个最为强大的国家作战，然后进行武装对恃，进行全方位的对抗，理论上显示上我们很强大，但也为我们付出巨大的政治跟经济代价，而这种巨大的的军事代价也让我们逐渐地被迫地领悟到这样一种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继续不下去了，必须作出一些战略的调整。
（三）中美战略调整与中美建交
从中国方面来说，1969年，毛主席就召集了4位老帅，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军队里的高级将领来讨论怎么办，如何破局，如何来实现我_全环境的改善，如何来减轻我们的安全压力。召集这些老帅进行调研，经过这些老帅的研究写了一份报告叫做《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然后汇报给毛主席，在这份《报告》当中就写到，“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_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界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侵略，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首先认为苏修已经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了，它的威胁比美帝还要大，因此怎么办？要在这两个敌人当中要作出选择的话，那首要敌人是苏联，而不应该是美国，而要集中力量对抗最主要的威胁。
而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元帅就提出了要“东联孙吴，北据曹魏”，所谓的“东联孙吴”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北据曹魏，即北据苏联，对抗苏联。
陈毅元帅说：“要在战役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的话，我们整个安全形势或外交形势就有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在美国方面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跟中国进行改善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在当时还是一个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跟大部分国家的关系都不太好，我们关系最恶劣的时候，我们在外只有一个常驻代表，就是在埃及，在“_”期间把很多的常驻代表都撤回了国内，基本上外交关系是处于断绝状态的，这是最极端的时候。但是美国也看到，我们希望跟中国有这种搞好关系或发展关系的愿望，这是他竞选总统时的一个发言。
同样，他在当选总统成功之后，他在就职演说当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我们联系这上下两个发言有一个愤怒的孤独状态，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这样一个生活在愤怒和孤独状态中的国家是中国，而这样一个就职演说也我们敏锐地感觉到，因此毛主席下令说这样一个就职演说要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也发出了一个信号，第一，让美国人看到我们已经注意到你的语言了，注意到你提出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这种善意，同时也向本国人民，中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美国有意跟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某种程度的接触或改善的话，让人民有一个准备。
1971年7月6日的时候，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讲话，说要把世界分为五极，称中国是五极之一，就把中国的地位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因此我们就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就不谋而合，在_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设想当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而这个构想跟美国当时的战略谋划不谋而合，美国在跟苏联进行全球性的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如果能够争取中国的支持的话，无疑能够为美国_苏联的制度、措施有一个非常大的加分，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
在基辛格1969年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_局局长的一封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战略是，提出美国应该研究在中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转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更好地应对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美国注意到了中苏的决裂，而中苏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战役，还有在西北地区的战役，因此美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善中美关系，来共同对抗苏联，这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大战略家、大政治家敏锐的这种观察能力。
在这时候中美之间也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方式，首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恢复，已经停滞了好多年的会谈开始重新恢复，在1970年华沙开始谈判，美方代表首次表示我要继续和台北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它的政策后退了一步，不再坚持两岸分治或两岸一定要独立，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达到和平解决的方式，有一个善意的表示。而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当时我们看到，中美互为_的状态下，我们国内却进行了一个非常大宣传，而这个宣传配着向日葵的花，还有太阳，是一个非常高兴、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形象，表现出我们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高度重视和欢迎。
而且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他也说：“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也表达出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的这种愿望。
同样中国也表达出了一些愿望，在1971年，_主席召见了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不仅召见了他，而且请他到_城楼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而在_城楼上的这张照片也通过《人民日报》的形式刊发出去，表明中国是欢迎跟美国人民是可以达成友谊的，是欢迎美国人民的，而且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跟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也 ……（未完，全文共14362字，当前仅显示341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