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个官员对农民没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理解农民和三农问题。
　　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怀忠最后落得个被注射死刑的下场？这个分管农业的前安徽省副省长如果真的体味农民的苦难，他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政绩农业，去上级长官那里邀功请赏吗？
　　如果一个官员的眼睛始终向上，他就不可能为底层社会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品味低层社会苦难的现实情怀，他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保持独立的学术态度，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建议。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农研究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研究大规模进入到社会经济学领域，是年以后的事情。此前年，中国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的征兆，但社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他们把眼光投注到三农问题上。年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在意，全凭着官方智囊机构的一些良心。
　　年，当下的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还是一个官居中层的司长。敏感于年后农民收入连续年负增长的严酷现实，范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骑单车微服私访多个县。当自行车由新车变成旧车，他的中国农民调查，渐趋沉重起来。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结论呈送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中一：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过重，执政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由此受到影响。
　　据称，刘拿着范的报告盘桓良久，最后决定力排众议，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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