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

“一号文件”的两个系列
　　《世纪》：和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及一个“五号文件”相比，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一号文件”政策的系列出台，从背景到内容有什么不同？
　　刘堪：我是过来人了。年代的“一号文件”，我认为解决的问题比较集中，始终围绕大包干这个中心展开的，经营_的转换是那一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年五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后，年中央又出台了一个五号文件（它本来也应该是一号文件，因为时间没有赶上，变成了五号文件），这个“五号文件”把过去五个“一号文件”中的主要内容概括了一下，有告别的意思。当时以为，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出台政策，好象不大适宜了，需要替代以法规、条例的形式，逐个解决问题。那时候文件更多采用纵论的形式，主要目的是要农民放心，让干部有决心执行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性语言执行的伸缩性很大，只适合年代那个特定的年代。
　　吴象：年代的一号文件，确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使农民掌握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经过十年dong luan，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国九亿多人口中就有两亿五的人吃不饱饭，这是最大的问题。“一号文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增长。
　　当时的“一号文件”讲总的精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但在文件执行过程中，计划_总的精神是压制农民的，通过廉价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利用“剪刀差”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是农民没有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对国务院各个部门、各个下属单位出的文件，老百姓给它一个笼头的称呼叫“二号文件”，“二号文件”更多地体现了部门利益，很多和一号文件是相矛盾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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