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安乐死——评《万历十五年》

别样的安乐死
——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的书，以学术经典的面目示人，常常给人一种不读黄仁宇不知明史的感觉。而这其中的《万历十五年》，更可谓是妇孺皆知，甚至有了一提黄仁宇，便想到《万历十五年》的情况。我自恃是个不从众的人，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大热的书不看，直到粗粗读了黄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火候差得太远，没必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于是“收手”品评一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是明朝倒数第四个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这个年号用了整整48年，也就是说，近乎半个世纪。那万历在整个明朝的进程中位于一个什么位置？著名史学家孟森给出了“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的评语，而稍早一点的赵翼也写过“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这么一说，万历就是明朝灭亡的祸首了。在那漫长的48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带着一丝疑惑，打开了这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279页)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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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与生俱来对武夫的轻视很难取得成功。当时的情况，“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未曾成立。”（196页），堂堂大明对于倭寇束手无策。军事改革本可顺势而出，可是帝国从来重文轻武，无奈之下，只好巴结_换取支持，总算在张居正和谭纶的全力支持下，勉强在蓟州带着镣铐跳了几年舞，正当初有成效之际，伴随着张居正的倒台，一代抗倭名将，从此销声匿迹。
李贽既为出家人，放浪形骸，胡言乱语，干卿何事？他看出了整个社会所谓稳定结构下的致命伤，虽然不过是端倪，却足以被视为“异端”，最终以一把剃刀结束了76岁的生命。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书中这些人的命运再赘述一遍，只是这些人浮沉的背后，都与文官集团有着密切联系。而文官集团，作为一个集权力与道德于一身的帝国实际统治者，排斥一切可能对其利益产生影响的作用者。（其作用甚至可以抑制皇权，使其成为“活着的祖宗”，在这种情况下，万历的怠政显得完全可以理解）不仅如此，黄仁宇看出来，万历朝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几千年一直存在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财税到军事，人治代替法治、道德伦理治理国家。
在万历这个时代，文官集团维系了整个帝国的运行。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但是黄仁宇过分的强调皇帝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内部甚至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之间的矛盾，却没有丝毫提到帝国整个官方集团与农民集团（所有的下层百姓）的关系。“这就好比描绘山大王们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却不讲他们如何剪径绑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样，而那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关系” 。吴思先生的评语确实点到了黄仁宇的死穴，黄仁宇虽是中国生人，但由于常年在美国，喝的是洋墨水，到最后不仅中国字写不来，连中国的思维方式也不复存在，看待中国的问题常带着_思维的桎梏（并不是说换一种思维方式不好，只是不少中国特有的问题的确只能摆在当时当地看待，换了角度就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李约瑟难题”也是一样的问题）。站在_的角度，黄仁宇隐隐约约嗅出了万历十五年大失败背后的一点东西，但是讲得太含糊，含糊到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讲了什么，而他自己提出的所谓“数目字管理”，实在是有点不切实际。不过瑕不掩瑜，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背后的东西”。
有时想想也很奇怪，既然是皇权天授，乾纲独断便可，哪像《万历十五年》中的神宗那样窝囊，连想偷懒不上早朝都有无数意见。其实，维系封建中国几千年而不倒的就是这个“礼”，礼就是祖宗成法，就是四书五经给他们从小灌输的定式，要他们“成仁取义”。他们自己就是用这种礼，夹杂着道德温情的外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以幼凌长”，这个就能解释万历屡欲立福王为太子而不得的原因了。文官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发挥出孔孟之道的闪光点：“有些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生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与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106页)但这只是依赖道德观念做救命符不能常用，长期的过分依靠道德伦理治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黄仁宇就注意到了文官集团（官僚集团）的另一个也许是更主要的特征，一种贪得无厌以及难以置信的低效。
到了万历这个时候，充当帝国官员的人大多已经不具备纸面上所要求的优秀品质，他们有个人恩怨，有门户之见，有党派之争，却又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属于整个文官集团的，一旦有人用某种方式想要剥夺这种利益，那么无论之前官员们多么不和，他们也会在“文官集团”这个大旗下集合起来，不遗余力地反击那些打破平衡的人，这就是为何海瑞连皇帝都不怕却始终在文官集团中处处受制的原因，同样也是张居正大权在握却一事无成的原因。这个团体能量极大，以至于皇帝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马克斯•韦伯以来的社会分析一直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的角度专制君主屈从与官僚，确实是说到骨子里去了。帝国的风气其实就是文官集团的风气。这个集团垄断者帝国所有的资源和信息渠道，人多势众，关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皇帝要是想要与他们做了断，是断无好下场的。（就好比一度想撇开文官集团的万历，而孔飞力在他的《叫魂》中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精彩故事）在这种没有敌人的环境下，文官集团越发庞大，越发嚣张，越发贪婪。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集团自然迅速扩张，而局势随着文官集团的庞大而显得更加恶化，整个机制的臃肿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每个人所要做的只是维持现状不捅娄子，而在不捅娄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为自己撰取利益。就算有少数人利令智昏，那么处于文官集团成员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些人大多不会受到太严肃的惩罚。法律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工具，他们是不会把法治当成手段的。黄仁宇说的“以道德代替法 ……（未完，全文共4997字，当前仅显示252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别样的安乐死——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