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学习讲稿：“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

目录/提纲：……
一、“十二五”规划与世界结构调整
二、东亚模式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
三、把握未来发展的新机遇
（一）2016年猜想
（二）走向大国经济
（三）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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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习讲稿：“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十二五”规划与世界结构调整
　　第一个问题还是先讲一下“十二五”规划和世界结构的调整。那么从“十二五”规划应该讲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个人觉得，我们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五年规划能够像“十二五”一样受到全球注目，从来没有过。因此，我们被派到欧洲去宣讲“十二五”，跟欧洲的议会的议员跟德国、法国这些各界的朋友在讲解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世界关注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
　　因此从“十二五”来讲，它的主题是科学发展，它的主线是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来讲，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它代表着一个新的30年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将会走出一个很可能是非常不同于过去30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们也知道，“十二五”也充满了挑战。也就说我每次看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总会想，比如说我们发展指标中间提出来GDP的增长要保持7%。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困惑，“十一五”我们平均的年增长率是11.2%，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我们GDP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也就是重点不在规模和速度，重点是在质量和效益，这种方式的转变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得到。
　　再比如“十二五”提出来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要上升4个点，我们知道在“十一五”中期评估，有5个指标是费了牛劲都没有完成，其中有一个指标也就是服务业的增加值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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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的“花园新广场协议”也就是一个标志，也就是美国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利率居高不下、汇率居高不下，最后导致经常项目这个逆差居高不下，最后是日本人为他买了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日本付出了20年停滞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新一轮的调整会开始。
　　上个月我们到欧洲去调研，调研的时候欧洲人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也就是欧洲的2020战略。欧洲的“2020战略”既是对前10年的里斯本战略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未来10年欧洲的发展和中长期结构调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三个方向，也就是要灵巧（智慧型）增长、可持续（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提出了五大目标、提出了七大计划。因此看一看欧洲，我们会发现欧洲的“2020”中国的“十二五”和美国当前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我们会发现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也就是未来5年到10年，谁的结构调整能够取得成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日本、韩国，我们把这个名单拉下来，我们把他们各个国家目前所进行的调整，我们把这个表列下来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的10年是一个变革的十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东亚模式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讲一下东亚的模式。我们知道东亚的模式我们说它是由两种模式，我们讲的东亚模式我们重点讲的是制造，那么两种模式一种就是我们的台湾，它是以中高端的待工为特征，以参与欧美工序分工体系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
　　那么我们东亚还有一种模式也就是韩国的模式，它是以自主生产为特征，是以参与国际差异化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另外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
　　我们会发现东亚的两种模式都是取得了显赫的增长的业绩，都是很成功的，不同的模式。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十年前，也就是1997年7月2日，或者重点受到重创是1998年，也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韩国的自主生产的模式受到重创，因为那次危机是我们亚洲人的危机。
　　那么我们会发现10年以后，也就是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能够看到这次的危机是美国人的危机，最后受到重创的是为美国代工的台湾生产体系，也就是代工的模式在这场危机是受到了重创。
　　因此我们会发现10年前到韩国访问的时候，韩国的_很善意地建议我们你们大陆应该学习台湾的模式，不要学我们韩国的模式，你看看我们韩国现代倒了，大峪倒了，起亚倒了。10年后，台湾_到我办公室去交流的时候提出来，我们应该学习韩国，他们很担心台湾代工的大厂当它跟着惠普到了重庆，它很担心被边缘化，后面我跟它的台湾_讲，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台湾大厂到了重庆，他们一定会转变他们代工的生产模式。
　　那么，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是有这样二元结构的贸易和生产体系。一元也就是以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企业内部贸易为主体所形成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还有一元也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的，以本地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的生产体系。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生产体系在我们国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去年的贸易顺差总顺差是1800亿元，加工贸易的顺差是3300亿美元，一般贸易是逆差472亿美元，而加工贸易也就是根据刘教授以前的研究和根据陈教授最近的研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都是，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也就是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人民币快速升值来解决我们3万亿外汇储备余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人民币升值，年升值幅度是3%，还是5%，我们会发现它对创造顺差的大跨国企业影响很小。原因很简单，这是大跨国企业的产品价值链主体在国外，而在中国，真正用人民币支付的成本所占的比重之小是出乎我们意料。因此人民币升值，还是出口退税率下调，对这些大跨国公司的影响都是很小的。
　　但是，由于我们有二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人民币的升值对港澳台小企业，对本地的、内地的小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企业并不是创造顺差的主体，这些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体。因此对我们来讲，在二元结构调节下人民币的升值也包括快速升值，如何解决它的二元结构所产生的调整负担不对称现象，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要考虑来调整我们下一步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如何解决好“领孩子”和“养孩子”的关系。“领孩子”也就是世界500强别人养大的孩子有出息我把他领到我们家，喊我叫爹，我们必须要考虑别人家有出息的孩子你要领到你们家喊你叫爹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有一个也就是“养孩子”也就是我们讲的内生性出口因素的培育。我们现在在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都来不及“养孩子”，都想“领孩子”。那么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将对中国长期潜在的这种竞争力和增长潜力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把握未来发展的新机遇
（一）2016年猜想
　　第三个问题我就想谈一下如何把握下一步发展的机遇。在这个地方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也就是2016年的猜想。 ……（未完，全文共7624字，当前仅显示2677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干部学习讲稿：“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