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学习资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宗教对中国的影响（下）

目录/提纲：……
三、中国宗教的历史理解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关系
四、当代中国宗教存在的状况
（一）扶持型的核心板块
（二）自发性新生板块
（三）模糊性的边缘板块
五、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
1、社会层面的服务参与、人间贡献
2、文化层面的承上启下，发扬光大
3、信仰层面的返璞归真，体现为宗教
……
干部学习资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z-教对中国的影响（下）
卓新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z-教研究所所长

三、中国z-教的历史理解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关系
目前引起当代中国社会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z-教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早已世俗化了，或根本没有z-教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了z-教性或正在恢复它本有的z-教性的社会。大家有很多的谈论和不同的见解，在中国的信仰意识上，z-教信仰的有无，其社会政治影响的大小一直就存在着争论，尽管有不少外来z-教在历史上先后传入中国，但是中国的z-教基本上是一个内涵式、封闭式的存在，也就是说，与外来的z-教是保持着距离和张力的。只有佛教是比较成功的融入了这一z-教传统，从而巩固了中国z-教务实性、相对性、包容性和温和性的特点。这种传统中国z-教创造的天上、人间两极相通的氛围，也使中国z-教的z-教性不如那种强调普世性、绝对性以及排他性的z-教那样的鲜明和突出。因此，会在人道、人文、人间的处境中被淡化、被遮蔽。
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有不少人由此根本不承认中国人和其社会具有z-教性，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无z-教的国度和民族，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在20世纪初，像梁启超、蔡元培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大潮冲击中国时，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的一个大的特色就是z-教的迅速崛起和引人注目。值得品味的是，有不少人从原来世俗意义上对z-教的无视和否认，一下子转变为对z-教与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关心和担心。于是，关于z-教社会存在和反应的种种关系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回顾、反思、前瞻和预测的热门话题。对于z-教在中国的处境及对中国z-教的历史理解，这种政教关系在这种意识传统中和社会结构中是最根本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z-教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尤其在中国的这种政教关系的重要性是不例外的。在世界政教关系的分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有这样三类的政教关系：一个是政教合一，第二个是政教分离，第三个是政教协约，这是不同的关系层面。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与z-教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一直是一种政主教从，以政统教这样一种形态，跟前三种关系都不是非常典型的体现，这种政主教从，以政统教的形态，到今天我认为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我不是主张这个政主教从这种政教关系的，因为海外有些学者在批评我，说我提倡政主教从来决定中国的政教关系，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和目前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不过在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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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音）教授他认为的宗法性的传统z-教。他认为中国z-教具有宗法性强烈，皇权支配教权，多样性与包容性，注重z-教社会道德功能的人本主义精神等特点，因此是会跟政治发展发生关系的。所谓宗法性传统z-教，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以来，后来不断得到强化的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z-教，它有着一般z-教的基本属性及z-教的观念、感情和祭祀活动，但是他没有单立的教团，而是以宗法等级组织兼任种种z-教的职能。比如说皇室的代表，它是代表天子，主祭天神，祭祖由族长，家长主祭，“敬天法祖，慎终追远”是这种感情和观点上的基本要求。把皇帝的祭天也用天坛这个祭祀场所来表述。这种说法实际上与中国传统上的儒教的一些内容是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儒教没有它的实质的话，而宗法性传统z-教皆没有它的名分，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称“宗法性传统z-教”，两者如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的话，或许能发现他们之间有同一性，相应的关系也就可以得到突出的举证。
其次，也有人认为，儒教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儒教是z-教，或者有z-教性的话，那他主要是一种在野的，类似z-教的文化整合机制，他不是官方的z-教，他是利施求助野（音）的一种产物，就是说跟官方的_根本没有本质的关系，它不是帝王家神道社教的作品。这个观点在我们研究所的儒教研究室的一批学者特别强调这个观点、特点，他们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主张儒教是z-教和反对儒教是z-教的都出了书，吵的非常热闹。现在这批学者调的已经调走，有的已经去世，现在年轻的学者就找另外一条路，不是从官方，而是从基层探讨儒家或者儒教作为中国z-教的本土性、草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教在政治上被这些学者认为是非朝廷的，是非朝而野的，但是他在文化上仍然也是有宗主，政本它的作用。所强调的还是对政治主流的服从或者说迎合，这样儒可以看作是天下的常道，而不可谓之教。因为这句话是元朝的时候，反对儒教是z-教的一种典型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儒教在民间的文治作用对底层社会的调适，也没有离开它的政治之维，它是从基层维系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也没有动摇政主教从的基本格局。
在次，如果我们比较儒教是教、儒教非教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时，则会发现对儒教或者儒家与政治的紧密结合都有一致的认同，肯定儒教是z-教的观点强调中国古代政治特点是政教合一，儒教是作为国教，而与封建王权共构一种神权政治这样一种统治。否认儒教是z-教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政教分离为特色，但它还是以儒教作为统一的、唯一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价值体系来排斥、禁止其他思想信仰，也就是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扶持儒家思想，把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再排斥其他的z-教，z-教和政治是相分离的，这样来体现王权政治的至高权威和独一无二。儒教或是政治z-教意识，或是政治的思想理论，无论看作是神圣的或者是世俗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佛教、道教作为主流z-教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z-教来看古代中国的政教关系。这里我们还是会找到这种政主教从的定势。因为在强大的中国政治面前，这些z-教在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上会出现“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这样两种分化。从求其志来看，公元4世纪的僧人慧远是个代表，他提出了“沙门不敬王者”，为了坚持佛法为最高、最大的法，一些z-教界人士就强调，要出家入法，不向国王礼拜。这种在现实政治中肯定有问题，就采取了“养供知足，不出伏羲”这种远离政治的态度，当时他们的策略是隐居山林，不染红尘。这种政治的躲避并不能改变政主教从的现实，反而会遭到政治的排挤或者打压。中国历史上多次的灭佛，基本上是_一方占有主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达其道来看，同时代的一个僧人叫做道安，他就意识到了不以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话在谈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候，常被人引用，不少z-教界的人士就走向了变俗之道，也就是从沙门不敬王者转为沙门崇敬王者。但是这种z-教依附政治的努力，尽管曾经出现过由变俗到攀龙附凤的媚俗，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政治下，仍然是效果甚微，就是说它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发言权。
中国的古代统治者对某一z-教的青睐或者崇敬也会在不动摇或者说不影响其政治的前提下，给相关z-教一种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之得到明显的发展。甚至这种态度对待外来z-教的时候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_对外来z-教不是采取排斥态度的。我们在抵制__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谈这个观点，就是中国从来不排外。比如说，当天主教服从中国政治和中国皇权的时候，就得到了政治的扶持和保护。元朝皇帝曾经对天主教的传教士有一种叫做亲赐薪俸，就是专门给他们发一笔工资，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时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元朝的时候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在皇宫中间优哉游哉，而且他们有免役、免税优惠，我们今天查元朝时的史料，这方面有很多的记载。同样明清的皇帝也曾经对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着礼仪，给赐优厚。后来因礼仪之争，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后台梵蒂冈挑战中国的政治权威，康熙皇帝及其他的继任者才全面禁教，而且命令传教士尽快离境。这种态度我们在康熙皇帝身上典型地表现出来。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之前，对天主教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的天主教幻想，就差一步之遥，康熙可能就会成为天主教徒，中国的局面就会大改变了。但是一旦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利益，涉及到皇权的时候，康熙是毫不犹豫的禁教。康熙的后代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比方说雍正一方面坚决禁教，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在宫廷为他服务，一些传教士跟雍正混熟了，就问雍正为什么要禁教，雍正曾经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精辟：尔等与我中国人民敬为教友，此乃尔教之所要求，朕予支之，但事实一旦如此，则我等如何治人，岂不成了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命令是从。如果成了这种局面，雍正说则祸患大矣。这是当时中国皇帝对外来z-教的考量，这种考量也是政治的考量。
中国当代自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政治_的探索和革新，与以往历史相比，应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但是中国政治的大一统的格局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动，而且还在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前些年，在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曾经出现关于是构建一个强中央还是一个弱中央的讨论。其中主张强中央的观点认为，统一乃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这种传统要求集中和整合，巨则坚如磐石，有它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明显的优势。如果分则会权力旁落，力量分散，从整体削弱到四分五裂。当然提出弱中央的见解是希望由此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优势互补，以分权的方式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为社会各方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创造力量。
经过一些争论以后，显然这种弱中央的考量很容易出现所谓这种联邦制或者邦联组合的嬗变，最后的舍取从中国国情出发，所谓弱中央的观点基本是被否定的，而强中央的见解则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样，中国当代社会在政治制度改变后，仍然继续保留着他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而且仍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尽管当前的国际环境有着巨大的变化，外界的多元政体、议会民主和联邦制度等模式或者是理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很容易传入中国，但其影响毕竟不大。当_不理解中国的集体主义的奥妙，而在思想上贬称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而且把这种集体无意识推断为是在历史上因为黄河流域抗洪救灾这样一个结果，但是这种集体主义在当前像北京奥运会的辉煌，汶川大地震后的赈灾，以及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再次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和突出的效益。而_政府的权力的分散无为也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绩效果相差甚远，对比之下，_政体模式在中国的市场不大。
经济危机之后，_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中国模式之说。与统一的国家制度相吻合，统一的意识形态就显得必要。因此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突出主旋律的话语，我们是耳熟能详。但在现代社会境遇中，这种精神感召力显然已不可能是z-教的，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非z-教性也势必会得到较大、较多的肯定、赞成和强调，这是我们看到的目前中国社会舆论上一种态势。不过在当代世界，人们对其社会究竟是世俗化还是趋世俗化看不明、悟不透、解释不清楚，中国的z-教发展和复兴却让他们眼睛突然一亮，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就看到了趋世俗化甚至泛z-教化的这种希望，在这种处境中，中国政治在给予z-教重新发展的可能和机会时，自然也会重新审视它对z-教的认知、态度和处理办法。今天中国的教堂人满为患，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是连着四场、五场弥撒或者是礼拜才能满足信徒的需要。
我们再去看看_的教堂，我们有个学生做了英国教堂的研究，他们现在参加教堂活动礼拜的 ……（未完，全文共25811字，当前仅显示4642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干部学习资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z-教对中国的影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