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退居”说及其它

　　《新疆艺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讨论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计，但是起码可以说它把理论研究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新疆理论界的朋友对地域文化怀有一种强烈、自觉的内省意识，那种不甘现状、奋发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不过既然是讨论，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家坐下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进而推动这个讨论，这在今天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想就讨论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关于“文化退居”说
　　在讨论文化的当代处境这一问题时，涉及到所谓的“文化人的焦灼感”，文化人的焦灼感确实不容回避，不过这种“焦灼感”并非只是当前才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人身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焦灼感，“五四”时期有鲁迅式的“焦灼感”，抗战时期的文化人，身陷民族存亡的危机之中，他们有民族危亡的“焦灼感”，十年dong luan时期文化人则怀着面临浩劫的“焦灼感”……不同时期的文化人其焦灼感背后都有一个现实性的社会原因，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当代文化人的焦灼感从何而来？《新疆艺术》１９９６年第一期《当代文化的寻找与开拓》一文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因为自身从‘中心’退居到‘边缘’，再不是过去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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