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

目录/提纲：……
一、刘呐鸥小说中的左翼文学因素的来源
（一）受日本思潮的影响
（二）友人，尤其是冯雪峰的影响
（三）刘呐鸥自身的文学偏好
二、以刘呐鸥穆时英的婚恋观为重点论海派作家婚恋观的变迁
（一）“青春忧郁症”
（二）成熟男女的开放性观念
（三）回潮、倦怠的心态
……
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
毕业论文：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刘呐鸥小说中左翼文学因素的来源；2、以刘呐鸥、穆时英为重点论述了海派作家婚恋观的变迁。本文认为，刘呐鸥小说中左翼文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1）、日本思潮的影响；（2）、友人，尤其是冯雪峰的影响；（3）、刘呐鸥自身的文学偏好。关于海派作家婚恋观，则认为主要有“二十年代：青春忧郁症——三十年代前期：成熟男女开放的性观念——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回潮、倦怠的心态”这样一个大致的线索。
关键词：左翼文学因素 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刘呐鸥小说中的左翼文学因素的来源。
刘呐鸥小说创作并不多，在其最为人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也不过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里面的八篇小说都聚焦在都市风景线系列上，每篇都有一处上海都市生活的熟悉场所——舞厅（“探戈宫”），高速行驶的火车，电影院，一条街和一家花店，跑马场的看台和永安百货公司等等。” 在刘呐鸥的小说中，他醉心地描写了都市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他痴迷于其中的态度毫不避讳。他本身也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洋场浪子，“刘呐鸥身边一直女人不断，日记中对女人的描写俯仰皆是。多半是舞女、妓女之流，千代子、百合子、一枝等。……全家在上海时,他经常带子女看电影, 儿女一放学就坐在门口等他回来带他们出去玩。他也常带妻子去跳舞,家人都津津乐道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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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步伐，产业工人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不断开展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和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欧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大正期日本社会思潮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迁。恰是在刘呐鸥赴日求学的1920年，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成立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之后山川均发表了《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应该从第三阶级（市民阶级）转到第四阶级（工人阶级）手中，并强调运动应以改变经济组织从而改变政治本身的实际意义为根本目标，为此号召社会主义者“到群众中去”，使社会主义与群众结合。1916年本间久雄在《早稻田文学》8月号上发表《民众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提出“民众艺术论”的概念。接着大杉荣发表《民众艺术的技巧》，将民众艺术论与工人运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结合，强调新兴的阶级必须有自己的艺术，必须有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发现自己生命活力的、对旧社会战斗的艺术。之后大杉荣有了阶级意识的初步自觉，稍后中野秀夫将大杉荣提出的若干原则加以发挥，写了《第四阶级文学》（1920），最先触及工人文学的阶级性。接着宫岛资夫发表《第四阶级文学》（1922），平林初之辅发表《民众艺术的理论和实践》（1921）、《唯物史观与文学》（1921）、《第四阶级与文学》（1921）、《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1922），江口涣发表《论阶级与文学的关系》（1922），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永恒性和超越阶级性的错误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及其改造社会任务的任务，以及其自身的价值判断。“第四阶级文学论”和“民众艺术论”起到了无产阶级的启蒙作用，将文学引向“无产阶级的轨道”，为现代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做了充分的准备。
1916年，宫岛资夫的小说《矿工》直接揭开了工人文学的序幕，在“第四阶级文学论”出现后，工人文学进一步发展，内藤辰雄的《洗马》（1919），新井纪一的《愤怒的高村中士》（1921）、吉田金重的《铁的呻吟》（1923）、金子洋文的《地狱》（1923），开创了工人文学的新局面。
通过对日本文学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1920-1926年刘呐鸥在日本求学的这一时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并形成高峰的阶段。虽然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表明刘呐鸥到底接受了哪些影响，被影响程度如何，但是至少能够被推测出来的一点是，在日本学习文学的刘呐鸥一定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在日后朋友（如施蛰存）的回忆文字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总之，当时（1928）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他每天都会滔滔不绝谈一阵，我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

（二） 友人，尤其是冯雪峰的影响
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在少年时期便成了“铁三角”（40年代戴望舒与杜衡断交），因为相同的文学趣味与爱好，成为挚友。1926年4月刘呐鸥到上海震旦法文班学习插班学习，与同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的戴望舒同级，遂相识。施蛰存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他自己说他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 后来刘呐鸥也与戴望舒、施蛰存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谈文艺，成为文学上的同道中人和事业上的伙伴。1927年，戴望舒去北京游玩，结识了很多在北京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篷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也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通过戴望舒，冯雪峰逐渐靠近施蛰存等人，“跟着，冯雪峰寄给戴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的交情最亲密了。……我们的情况，望舒在北京时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绍过。因此，雪峰的来信，有时就用‘你们’，可知那时我们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之后冯雪峰南下，住在施蛰存家。“刘呐鸥在一九二六年终回台湾去，好久没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来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园旁边的公园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个人住着，雇了一个姨娘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务。他说要把家眷搬来上海定居，但暂时还不会来，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学活动。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刘呐鸥家的三楼。同时雪峰也去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刘呐鸥家。杜衡回杭州去了。这样就结束了松江的文学工场，而开始了包括雪峰、呐鸥在内的水沫社。”
从施蛰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冯雪峰与他们交往的点滴以及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冯雪峰施蛰存读李商隐毫不客气地给一个“‘无聊’的评语”，转而奉劝三人“干些有意义点的事”；戴望舒与杜衡迷恋颓废派诗歌，冯雪峰却不大赞成；当刘呐鸥与戴望舒先后译出《艺术社会学》与《唯物史观文学论》之时，冯雪峰很高兴；在冯雪峰“浪费时间”的指责下，戴望舒一直将关于道生的译稿置于箧中未有出版，而在冯雪峰“计划新的，计划在人家之前的”的期许与帮助下，迎来《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些正是一个对于趣味的引导、纠偏的过程。施蛰存也说，冯雪峰“是当时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从文学工场 ……（未完，全文共11767字，当前仅显示279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毕业论文：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