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岳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
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关键词】嵇康;名教;自然;仁义
【中图分类号】K23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12)05-0022-03
当前,学界对嵇康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观上。由于嵇康对玄学的发展贡献卓越,学人常将嵇康放在玄学发展史中来探讨,并以“越名教而任自然”来概括嵇康的思想。如康中乾认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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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分人为等,限制人们的欲望和_,严重背离了人的本性,不符合自然之道;积极的“名教”则指的是先王制定的治世之规,以启迪和伸张人们的_本性为目标,所要实现的是自然之道。可见,在嵇康看来,“名教”就是指社会中的各种规范制度,既包括伦理规范、行为礼仪,也包括政治制度、政策法令,既指现存规范也指旧有和将有的规范。总之,一切能够对人们产生约束的社会规范都是“名教”,也就是嵇康所说的“礼乐政刑”(《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对于一切“名教”,不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嵇康主张人们应该在精神上超越“名教”的规约,还人性一个安静、_的空间。这一观点可以从嵇康对六经的批判中看到。嵇康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3]154-155六经作为“名教”的代表,以“抑引”为主,而人性是“从欲”的,二者矛盾。嵇康否认社会伦理出于“自然”,从而否定了自何晏、王弼以来的“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
嵇康超越名教所要自任的“自然”,不仅具有宇宙本体论的意义,而且也是人的一种生存境界。
“自然”的生存境界,就是过一种“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的生活,然而只有“气静神虚”、“体亮心达”的人,也就是“君子”才能达到。嵇康的这一思想,在其《释私论》中得到了体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2]81可见,嵇康所理解的“自然”,是完全排除人为的,是自在的。嵇康的“自然”是先秦道家意义上的“自然”。实际上,嵇康的“任自然”,更多意义上就是强调人的生存境界。甚至可以说,嵇康“越名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种纯粹精神的_。超越形下的“名教”,实现形上的解脱,才能最终达到因任“自然”的本性。嵇康坚信,只有“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卜疑》),才能“是非无措”。然而,当“自然”具有更多的超然性内容而成为纯粹精神_时,“固然使王弼的‘无’的抽象性一维发展到了极致而得到安顿,但同时也将‘无’推到了极端而成为真正的空无、虚无了”[1]。
二、任自然之落脚———归仁义
从表面上看,嵇康对“仁义”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一方面,嵇康讲“仁义”是大道不存的“理伪”之作。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其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仁义”的传播,戕害了“养真之要术”,使人们不识涵养本性的方法。“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五言诗三首》),天然的“淳朴”之德不再存在,人的自然天性被完全泯灭了。因此,“仁义”应该被完全抛弃。另一方面,嵇康又认为“仁义”是符合“自然之情”的。在《太师箴》中,嵇康讲道,“宗长归仁,自然之情”,“先王仁爱,愍世忧时,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仁义”既然是宗长的“自然之情”、先王“愍世忧时”之作,当然应该被肯定。嵇康自称“抗心 ……(未完,全文共5141字,当前仅显示180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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