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视角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

动态视角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摘要：本文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优惠政策和市场规模等早期FDI区位决定因素的影响已经不明显，转而FDI的“集聚效应”具有决定作用；随着优惠政策影响的减弱，政府机构规模过大逐渐成为吸引FDI的阻碍因素。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外资知识、技术含量较高；京津冀地区外资则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珠三角地区依旧是劳动密集型外资占主导。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区位选择

A Dynamic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gional Selection of FDI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Economic Reg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egional selection of FDI in three economic regions: Jing-jin-j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show the factors such 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market scales have less obvious effect today, whil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FDI is crucial to attracting FDI; the e*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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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文献，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为研究对象来回答上面的问题，通过建立一个FDI的动态增长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上述三大经济圈FDI的决定因素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从动态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作为中国FDI最为集中的地区，2003年和2004年这三大经济圈实际利用的外资占中国当年实际吸收外资的比重都在80%以上，研究这三大经济圈FDI的决定因素及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情况不仅对于本地区更好的利用外资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其它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的研究文献作一个简要回顾；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FDI决定理论模型并对所用的估计方法作了说明；第四部分是对计量结果的分析；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和政策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FDI 的区位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早期的理论一般从比较优势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海外区位选择主要为的是降低产品的成本，出口或进口原材料、中间品以及其他投入的成本以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因此，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辅助性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进入国外市场的各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Kravis and Lipesy，1982；Veugelers，1991；Resimini，2000）。邓宁在著名的OIL理论中对这些影响因素作了一个总结，认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地区的区位优势，包括市场因素（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成本因素（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投入的价格、运输成本、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基础设施（商业、法律、教育、交通和通信）；语言、文化、习惯等的差异；投资环境：经济_、政府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投资刺激和投资障碍；对货物贸易的人为障碍，如进口控制等；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也是FDI也是决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Dunning ,1977，1988，1998 )。中国学者崔新建(2001) 对邓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FDI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决定,两个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同等重要，而不是像邓宁主要强调区位优势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企业优势包括企业无形资产优势、补充资产优势、内部化优势等；区位优势则包括自然禀赋、经济发展、人文和政府等方面的区位优势。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为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很多的研究开始关注FDI区位选择的“聚集效应”。很多的研究都认为“聚集效应”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Wheeler 和 Mody(1992) 发现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大小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并将“集聚效应”的来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基础设施的质量、工业化程度和已有的FDI数量。新贸易理论和近年很多的文献则更强调信息的可获得性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认为信息成本的高低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Mariotti and Piscitello ,1995)，并将之作为形成“集聚效应”的一个原因。此外，徐康宁、王剑（2006）将这种地理上的集聚分为国（地区）别效应和一般的集聚效应，通过对中国江苏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同一来源国或地区FDI的集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或该地区潜在投资者的区位选择；而且处于规避风险和节约成本的考虑，中小企业更倾向于来源地集聚。事实上，Head等（1995，1999）在之前的研究就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存在明显的国别集聚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FDI的决定因素，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但总的看来，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采用问卷和调研的方法。到公司进行实地调查，通过综合调查的结果得出影响外资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这种方法更多的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其优势在于结果更加可信，更具说服力，毕竟企业是投资的主体；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企业的类型和性质差别太大，这种差异性往往会使得到的结果难于进行分析；另一个局限在于调研尤其是大范围调研实行的难度很大，因此当前调研的范围大多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城市或某一类型的企业，但调查范围过小得出的结果又不具一般性。这方面的文献比如李小建（1996）对香港企业、王洛林（2000）对欧盟企业、张文忠（2000）对日本企业在华的情况进行的调研分析，得出的结果主要是香港的企业规模较小，考虑的主要是成本因素；而对于欧盟及日本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起主要作用的主要因素是产品市场、政府政策、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原料市场和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和政府办事效率。另外，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2000年135个外商投资企业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认为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
另一种更常用的方法是依据区位投资理论,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区位投资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实证的分析、检验。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很方便地对不同范围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具一般性；但是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计量分析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模型和解释变量的设定以及采用的估计方法的合理性。但是模型和解释变量的设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另外，采用什么样的估计方法进行分析对最终的结果也有重要影响，如果估计方法不合理，得出的结果就会和事实有所偏离，这使得这类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具很强的说服力。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研究结果主要是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优惠政策、集聚经济、生产率水平和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利于吸收FDI；而工资水平、信息成本、市场准入程度和环境污染状况等对吸引FDI区位选择有负的影响（Chen ……（未完，全文共18149字，当前仅显示326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动态视角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