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外资质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摘 要:本文构造了一个引入外资质量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利用中国17个省和直辖市1999-2006年的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FDI和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FDI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国内固定资本投资;(2)外资质量不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作用,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外资在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值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反而更利于经济的增长;(3)外资的数量与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外资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外资的数量与外资在制造业部门投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为负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外资质量
The quality of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predi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DI will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We test this model through panel estimation for a sample of 17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6.We find that the quantity of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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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这些研究大多并没有区分不同特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orensztein et.al(1998)利用OECD国家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人力资本充足时FDI是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FDI促进了经济的增长。Campos and Kinoshita(2002)利用发达国家对25个转型中的前苏联国家的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之所以采用这些国家的样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和许多发达国家类似,所以不存在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他们分析的结果也认为FDI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Carkovic and Levine(2002)的研究采用了72个国家的样本,这些样本既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又包含了发达国家,回归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区别了不同特征的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Alfaro and Charlton(2007)研究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同特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即FDI的质量不同,他们指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FDI的质量,例如FDI进入东道国的方式、FDI的来源国、FDI投资的行业、东道国主观的产业政策等等。Alfaro and Charlton利用OECD数据库,根据不同产业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和金融依赖程度对29个不同部门和产业进行分类,研究投资在不同类型的产业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出投资在高金融依赖部门和高人力资本密集程度部门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大于低金融依赖部门和低人力资本密集程度的部门。虽然Alfaro and Charlton(2007)对FDI质量的定义与本文不同,但是他们研究内容与本文有一定相似性,即研究不同特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Assanie and Singleton(2002)也研究了外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对外资质量的定义与本文是类似的。Assanie and Singleton构造了一个联立方程组,利用102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不同质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高质量的外资意味着可以从FDI来源国引入了较高的技术,而高技术的引进情况可以体现在东道国分类商品进口中,因此他们按照国际贸易0-9类标准分类分别计算了东道国进口的10类商品占该国进口总额的份额,初级产品如食品、农产品、燃料等的进口代表较低质量的FDI引入,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则代表高质量的FDI引入,回归结果显示出低质量的FDI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高质量的FDI则促进经济增长。Javorcik et.al.(2004)研究了来源于不同国家的FDI对罗马尼亚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来自美国和亚洲同时投资在下游产业的FDI对处于上游产业的本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来自欧洲的FDI,他们认为外资来源国的特征对于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国内学者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也没有区分不同特征的FDI。马岩(2006)分别利用了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三种数据的检验结果均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缩小,且FDI的吸收能力与人力资本有关。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横截面数据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江锦凡(2004)认为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并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检验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制度变迁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肯定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讨论了外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傅云海和方齐云(2007)研究了湖南对引进外资的利用质量状况,他们选择了FDI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就业、出口、产业结构优化、税收的影响和FDI企业经营的本地化程度等指标研究了湖南对引进FDI的利用质量,但是与本文的分析角度不同,他们的研究是从外资质量含义的第一个层次出发的。陈自芳(2005)研究了外资质量的定量化标准,该标准共包含14个指标,同时作者给各个指标赋予了不同的权重,但是在外资质量定量化标准的度量过程中同时包含了外资质量的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且作者也并未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区分。因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第二个层次的外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在Borensztein et.al.(1995)模型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设生产函数具有如下的形式
(1) 其中,,为产出,为劳动力投入,A为全要素生产率, 为第j种专业化中间产品的投入量。假设中间产品是由国内资本和外资生产的,两种不同来源的资本所生产的中间产品是异质的,同时中间产品对产出的贡献不仅与其数量有关还与其质量参数有关,N为中间产品的种类:
(2)
为国内资本生产的中间产品的种类,为外资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国外资本生产的这种中间产品的价格为,由生产函数的形式和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的具体形式如下:
(3)
设外国资本在东道国投资时面临多种成本,FC为固定成本,为外国资本生产第j种资本品的单位成本。在稳态下,回报率r为常数,厂商将最大化总利润
(4)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中可以推出质量为j的外资生产的中间品的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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