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台大外文系新评论家群

目录/提纲：……
一、张诵圣：海外学者的新宠
二、探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廖咸浩
（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比较）诗学及美学
（二）从殖民时期到全球化时期_现代性对
（三）透过对明清之际兴起的“中国现代性”与
（四）文化政策理论与实践
（五）从生命与能量出发，对诗学及身体之研
三、刘亮雅所营造的“欲望更衣室”
……

论台大外文系新评论家群


【摘　要】台大外文系评论家是一个_，而不是流派，其共同点都是用_文论研究当代台湾文学。张诵圣将注意力从以被绝对化的思潮转移到这些被引介的思潮在本土场域中如何扩散、生根转化等的过程，跳出将政经场域的运作规律或直接或迂回地投射到文化场域的评论模式，而开创出新的评论视野。廖咸浩以“解构中国”的中心议题所作的探讨与论辩，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研究核心，以当代理论之融会使用为经，欧美与华文世界的互动为纬，发展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比较）诗学及美学等五个互有牵联、互相烛照的研究领域。刘亮雅所营造的“欲望更衣室”站在新的高度，结合后现代与后殖民的长处来诠释解严后的小说，真正从创作主题上把握“同志文学”的真谛，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展了情色文学的特性，使它从比较原始的小说类型演变为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文类。

【关键词】台湾文学；新评论家群；后现代性；后殖民；“同志”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８７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３７－０７
长期以来，由于禁绝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造成台湾各大学中文系主要是讲授古典文学，文字声韵训诂课程占了垄断地位。很少有中文系老师强调学文学必须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是当前文学现状，因而无论是作家和当代文学理论家，绝大多数不是出自中文系。而外文系，在戒严_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自然不会开也不许开，但由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创作能力，且办有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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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个别作家吸收采纳的情况，以及它们和台湾原来通行的文学成规、审美意识、写作阅读习惯之间互相冲击而演化出新秩序的过程。”沿着这种思路，在研究台湾６０年代为何会崛起现代主义风潮时，张诵圣从当时的文学与文化环境考察，认为冷战的政治氛围、党国教化诠释体系、在安定中求经济繁荣的集体意识，使得社会充斥着“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社会自足保守和安定停滞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积淀”。对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战斗文学与怀乡文学，张诵圣不赞成将其笼统概括为“反共怀乡文学”，而应看到两者的差别，战斗文学是硬性的，怀乡文学是软牲的，它“糅合古典抒情与五四浪漫遗绪的软性写实文学形式，这一美学框架暗中设定了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从而使得５０年代的琦君、林海音、朱西宁、潘人木等。往往不能超越常情所界定的舒适范围去挖掘经验的真实。６０年代以《现代文学》杂志为核心的白先勇等现代派作家，则企图通过现代主义这一新的文学思潮，去表达他们所感受的生活真实与富有怀疑意识的文化批判。具体而言，在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实践中，张诵圣认为有两种美学原则最为突出：

第一，“高度知性化地追求文学形式（表层结构）与‘现代’认知精神（深层结构）之间精致的对应和结合”；第二，“服膺‘唯有透过最深彻的个人体验，和最忠实的微观式细节描写，才能呈现最具共通性真理’的吊诡（或悖论）原则。”作为外文系出身的学者张诵圣，一直在埋头做自己与国外大师的“联系”工作。她引进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满足了年轻一代对_文论的饥渴与崇拜，另一方面也为诠释台湾文学现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如在诠释纪弦、白先勇的现代派文学时，她“拿来”雷·威廉斯的主导文化、反对文化、另类文化的架构，将受西潮影响、具有精英主义特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看成为相对于台湾戒严时期主导文化的另类文化形构，而将倾向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运动，当作为戒严时期的“反对”文化形构。张诵圣的另一贡献是为台湾学界引进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概念，扭转众多以作家、作品、思潮为文学史中心的实证性倾向，转而强调“整体文学场域里的结构关系”的思考面向。她以场域理论检视８０年代台湾文学，重点研究文化场域内部结构关系，呈现出一种有自我特色的颇成系统的文学生态。在讨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时，张诵圣不赞成小视文化社会经济层面的“主观论”和“客观论”，也不认同忽略“主动者”的“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从而肯定布尔迪厄发明的“ｆｉｅｌｄ”（场域，具有自主性和独特的运作规则）和“ｈａｂｉｔｕｓ”（习性、气质、身态及心态、受形塑且具有形塑潜能的秉性及行为模式）的观念，去阐明主客之间彼此_的途径和必然性。在张诵圣看來，“布迪欧理论的优点，在于强调文化生产场域的自我运作规则与权力场域之间吊诡的互动关系。占有（或取得）资本、资源双方面优势的作者或文化机构，一方面得到传播管道以及其他‘政治正当性’的象征利益，另一方面却必须参与自主性逐渐强的文化场域内‘文化正当性’（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激烈争逐。而后项竞争同时受到个别作家（或文化机构的领导者）的才情与企图心、艺术流派师承、位置攫取策略等等因素所制约。
因此要了解这个文学现象，不是抽象地指出‘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流向就可了事，而是需要耐心探究、以求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政治对文化场域的主导如何转译为具体的艺术风格、主题取向、美学原则等等文学表征”。据郑国庆分析，在运用布氏这一理论架构来观察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变动时，张诵圣细腻出入内部／外部、美学／社会之间的精微研究，对于目前台湾某些文学研究族群立场挂帅的简单化倾向是个有效的针砭。对于大陆当代文学研究摆荡于强调“纯文学”与“介入”、艺术性与政治性二元对立之间的伪命题也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与有效的研究模型［２］。
不人云亦云的张诵圣，不走传统流行路线。
她研究台湾女性文学，不按牌理出牌，不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台湾女作家与当代主导文化》一文中，她试图从文类成规、美学风格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女作家的文学书写。张诵圣特别区分了“官方意识”与“主导文化”。在她看来，主导文化虽受官方意识支配，但并不能因此与官方意识划等号，因为它还受到文化场域自身内部规则、编辑、作家个人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台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反共宣传性质的文学与在产生反共文学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文化产品就不能一概而论，后者虽然与前者同受到文艺政策的制约，但仍然有它自己的特性。张诵圣归纳台湾５０年代软性威权政体下的主导文化的文学特性为：第一，经过转化的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第二，保守自限的世故妥协心态；第三，与新兴都市媒体一起成长的中产品味。这样一种软性、主观、抒情、偏右翼性质的文学类型在５０年代的当道也适时提供了战后第一代台湾女作家的生长空间。此中“文类形式的性别化”是这一文学问题的关键。
８０年代以后，台湾文学评论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学院派的出现。从事批评的人不再是兼职的作家，而主要是教授或讲师。日趋专业化的批评与之相伴的是术语化的出现，这就难怪张诵圣的论著，名词述语特多，其概念多来自于国外，而不是从作品本身生发出来的，给人食洋不化之感。
与此相关的是文字诘屈聱牙读来非常费劲，但她引进的“文学_”概念，仍有积极意义。在《“文学_”与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一个方法学的初步审思》中，张诵圣借助德国学者彼德·何恒达关于“文学_”的定义，重申此概念 ……（未完，全文共12127字，当前仅显示288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毕业论文：论台大外文系新评论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