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目录/提纲：……
一、柏拉图与朱熹:衰世中的哲学巨人与诗人
二、诗哲之争:柏拉图对荷马的批判
三、文道之争:朱熹对苏轼等人的批评
四、柏拉图和朱熹对诗文的认同与苛求
五、后人对“诗哲之争”与“文道之争”的反拨
六、余论
……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王玉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02)
【摘要】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
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关键词】柏拉图;朱熹;真理;诗哲

【中图分类号】I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12)05－0064－07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历来是聚讼纷纭的复杂问题。一般情况下，文学不拒斥哲学，甚至提倡文学必须获得哲学的深度，“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1］282－283，文学不拒斥哲学并不能说明哲学不排斥文学，_古代哲学史上的“诗哲之争”与中国近古文化史上的“文道之争”即为典型，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柏拉图和朱熹。诗哲之争贯穿了整个_美学史的发展过程，柏拉图、奥古斯丁、卢梭、海德格尔等都在诗哲之争的基础上对“诗”、“思”关系发表过看法。而中国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从道出”诸论始终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喋喋不休，不管是诗哲之争，还是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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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工作。”［4］6朱熹反对诗文是恐在宋金对峙、国步维艰之时，“诸公”却把大量时间花费学诗、作文上，“分了为学功夫”，误了国家大事。
尽管柏拉图和朱熹的政治理想没有能够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和国度里得到有效的推行，但他们均影响后世若干年。怀特海评柏拉图说:“欧洲哲学传统最没有争议的普遍特征是:它包括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他的独特禀赋、他在一个伟大的文明时期所拥有的丰富阅历、他所继承的那种尚未由于过度的系统化而变得僵化无力的思想系统，使他的作品成为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5］39怀特海把整个欧洲哲学看成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称其为“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2500年来，柏拉图作为哲学的罗盘，是希腊世界的完美体现。同样，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可与柏拉图媲美:“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6］1然而，相比于他们皆为大哲学家的共性而言，这两个以哲学为最高价值的思想家都曾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年轻时代的柏拉图是一位颇有抱负的诗人……柏拉图从来没有完全挣脱过诗的诱惑……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富诗意的一位。”［7］6柏拉图的诗才深得后世大诗人雪莱的赞赏:“柏拉图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意象真实而壮丽，他的语言富有旋律，凡此都达到了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强程度。”［8］139与柏拉图类似，朱熹既是一名杰出诗人又不甘做一名诗人，《鹤林玉露》卷一六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胡铨以诗人之名向朝廷推荐朱熹，朱熹不悦，发誓再不作诗，但与张栻同游南岳时诗兴大发，写过百余篇诗作，事实上朱子终身诗作一千多首，确实是诗人中之翘首，“晦翁诗澹雅淳古，上规选体，跨越宋唐，卓然不伦，以诗人标准言之，晦翁亦为巨擘”［9］。“以诗人标准言之”为一巨擘的朱熹“誓不复作诗”与柏拉图一把火烧诗的性质是比较一致的———都不愿以诗名行世。
当柏拉图转向苏格拉底学习哲学、朱熹问学李侗致力醇儒之后，在柏拉图的“理式”王国和朱熹的“天理”世界里，诗情受到了两位曾有过诗人背景的哲学家的强烈批判，像象柏拉图不遗余力地批判荷马一样，朱熹也曾不遗余力批判过当时最大的文学家苏东坡，诗哲之争和文道之争都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一个高峰。

二、诗哲之争:柏拉图对荷马的批判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文学与世运之间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使得许多思想家对文学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警惕。具有某种先知意味的哲学家早就对此有所表述，柏拉图即为_哲学家之代表。深具诗学修养又生逢衰世的柏拉图极其关注现实政治，其从建构理想国的角度、出于培养道德高尚的公民之需要来驱逐诗人。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不惜采用强辩的方式，执意把画家与诗人当作模仿者，断言艺术家所创造的审美形象与真理本体隔着三层。他接应着古希腊有史以来的“诗哲之争”的传统，严厉批评诗人说:我们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10］84柏拉图从多角度来指责诗人:诗人的模仿就是行骗，诗人利用人的弱点缺乏道德，诗歌的魔力太大败坏人心。总而言之，诗人以巧言俘获人心，败坏道德，放纵欲望，与建立理想国背道而驰。他对荷马以来的希腊文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检讨，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者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抓住真理”［10］76。柏拉图对荷马最大的不满就是荷马的存在，因为荷马以诗歌_起难以驾驭的情感，向理性原则发起挑战，它诱使我们为取得某种效果而操纵语言，而非追求精确。
他批评荷马说:亲爱的荷马，如果像你所说的，谈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不仅是影像制造者，不仅是我们所谓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着两层，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请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较好的政府，像莱科勾对于斯巴达，许多其他政治家对于许多大小国家那样呢?世间有哪一国称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像意大利和西西里称呼卡雍达斯，我们雅典人称呼梭伦那样呢?［10］74正是因为诗和真理“隔着三层”、“摧残理性”，既不能“立法”又没有“替哪一国建立过较好的政府”，所以“理性使我们不得不驱逐她。”［10］87正如柏拉图所说，诗与哲学是自古以来的“宿敌”，对诗的仁慈就是对哲学的罪过，所以在一个人是会变好还是变坏的关键时刻，“不应该受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乃至于受诗的诱惑，去忽视正义和其他德行。”［10］89在诗与哲学不可共存的情况下，即使是爱诗的哲人也应该放弃诗。柏拉图的批判否定了诗在认识意义上的正面价值，实际上就等于拔掉了诗歌得以站立的根基，“由此几乎完全抽取了诗人的认知‘底线’”［10］31。这与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的儒家诗教观肯定其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不同，柏拉图判处了诗的死刑，决心把诗与哲学的抗争继续下去。 ……（未完，全文共11786字，当前仅显示280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毕业论文：“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