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的作者项继权教授有事不能到会,我同时也代表他谈谈我们对这两本书的感想。在我看来,中国
农村改革是由一个非常微观的改革一步步延伸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热点是包产到户,当时主要是围绕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_的改革。整个八十年代改革的热点在这里,研究的热点也在这里。九十年代以后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经济到政治,由一家一户、包产到户,到走向村民自治,因为一家一户经营需要有一人一票的_安排来加以维护,所以这个时候(九十年代)我们的关注点开始着重于村民自治。在民政部的直接指导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主要对村民自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研究,形成一种气候,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乡与村的关系问题显得比较突出了。如果村里面实行村民自治,乡镇还是按照原来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思路来进行管理的话,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的世纪,村民自治又开始往上延伸,变为乡镇改革,我称其为中国农村管理_改革的第二次制度创新。第一次制度创新是村民自治,农民可以通过一套政治_安排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次制度创新就是进人到乡镇改革,乡镇改革可能比包产到户及村民自治更为艰难。
年我们党提出了“乡级民主”这个概念。乡级民主肯定有它的含义,就是在我们这么一个超大国家,农村问题这么复杂,各个层级的形式应该是有所不同。应该说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理论研究都还有所不足,大家都只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所以这项改革我看还在探索当中,还没找到一条很好的路子。中国的改革往往是实践先行的,并不是我们的理论家预先搞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模式。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在实践方面走在前面。湖北省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一个地区之一。我记得我有时候说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在中部,中部的“三农”问题主要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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