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开题报告:泉州演艺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研究——以泉州五大演艺文化剧种为例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文化_改革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演艺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从1999年,文化产业首次被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的政策视野,2000年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政府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到2004 年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首次将演艺业列入“文化艺术服务”,成为文化产业核心层内容,再到2009 年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演艺娱乐、影视制作、数字内容及动漫等八大重点文化产业,可以看出中演艺业在国家文化发展中地位的提升。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的出台,明确确定了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_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_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处于文化产业核心层的演艺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作为演艺业的重要主体,演艺剧团的发展对演艺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演艺业的发展最终通过剧团的发展来实现。演艺剧团的发展水平关系到演艺业整体实力提升和国家文化的繁荣。我国的演艺剧团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和发展的,例如,2004-2006年,国家先后共颁布了11个有关文化院团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法规,密度之大,层级之高,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随着文化_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演艺文化院团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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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会审美的变化以及新的娱乐方式的冲击,如电视、电影、网络游戏等等,使得传统的演艺文化,如戏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次,传统文化缓慢的发展和创新不足,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没能反应当代人们审美观的心理需求;再者,政府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的意识淡薄,对传统文化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力度不大,泉州的传统演绎文化没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再加上泉州政府效率低下的运行机制和办事流程使得传统文化发展和市场化的道路更加困难重重;最后,人才的培养问题也阻碍了泉州传统演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包括专业艺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泉州五大剧团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人才断层”问题,这也是泉州演艺剧团发展和市场化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3.本文的研究意义
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运用文化生态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较少,对处于文化产业核心层的演艺业,以及演艺业的主体——演艺剧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国内学者对演艺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演艺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上,对演艺剧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演艺剧团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国有文艺院团的_改革、演艺剧团与剧种传承的互动关系等方面,对演艺文化的文化生态系统进行的分析和研究较少,并且都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很少对文化生态进行定量的分析。本文在文化_改革的背景下,站在泉州五大演艺文化剧种的角度,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统计调查、访谈以及对演艺剧团文化生态的文献归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演艺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评价模型;并结合实际调查,给出生态研究的详细合理的解释。这为今后学者研究演艺剧团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丰富了演艺剧团研究相关理论,并且为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方法。
泉州是“非遗”文化的发源地,泉州的文化事业肩负着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且作为承担文化传承机构的泉州五大演艺剧团目前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剧团如何抓住_改革这一重要机遇,以传统演艺文化的传承为基础,合理开发泉州演艺文化资源,构建完整高效的文化产业链,实现泉州演艺文化的发展与动态传承,是摆在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和泉州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文以泉州演艺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为理论基础,以泉州五大演艺剧团的案例分析为现实基础,对泉州五大演艺剧团的文化生态进行了分析探讨,这对泉州五大演艺剧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有利于泉州演艺剧团和泉州文化演艺业整体实力的提升。此外,论文以泉州地区为例,以具有泉州特色的传统演艺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为基础,探讨了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发展的途径和文化生态要求,这对其他地区演艺剧团的文化生态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关于文化生态研究的文献综述
文化生态理论,即借用生态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理论。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分为两个视角,即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主要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和文化哲学(主要研究文化具体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情况来看,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研究由于有国外长时期的理论积淀,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并且形成了文化生态学,而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研究仅仅在国内有一些发展,成果很少,还远远没有达到形成一门学科的程度。本文便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泉州演艺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文化生态,因此,将重点阐述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地文化生态的理论。
1.国外有关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的理论
国外关于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最初的文化生态学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它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美国许多早期重要的人类学家如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他们在研究北美的土著民族如印第安人时,通过认真思考文化与环境的联系,即所谓的“文化区”,认为环境直接决定文化,即主张“决定论”;或者采取一种环境可能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或可供选择的机会,由本身的历史和特殊习俗决定的文化可以从中作出选择,即主张“可能论”。这种文化-环境关系的“可能主义”的观点有时被认为是文化决定论(即只有文化决定文化)与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决定文化)之间的一种妥协。环境可能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重大改变,即在认识文化及其所处的环境时,转向一种互动和辩证的观点,而不是决定论的观点。这就为文化生态学开辟了道路。他们是文化生态学的先驱。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发表了他的《文化变迁理论》,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这一著作的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在他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他认为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文化生态学的全部基础,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的差别。由于世界上存在多种生态环境,所以由此形成了世界上多种文化形态及其进化道路。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末有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1968)、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1968)和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1969)。他们属于第一代受斯图尔德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70年代,哈里斯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提出了“文化唯物论”,即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z-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服务构成。他的“文化唯物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相吻合。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
8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学已基本成熟,影响也相应扩大,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和多学科领域。当前文化生态学家的分布改变了多年来以美国学者为核心的状况,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仅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加入了研究者的队伍,而且其他地区的学者也积极参与或开展了有关新媒体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目前,除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外,一些来自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文化生态学研究者的行列,以1999年在吉隆坡 ……(未完,全文共14292字,当前仅显示340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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