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与富国强民

经济学发展与富国强民

冒天启 -缅怀孙冶方

孙冶方于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的家中。他一生“著述经天，行为动地，垂之日月，志之永世”，以自己创造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为我们后来者开辟了一条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以崇高的人德，为经济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是我们几代人都非常敬仰的以位颇具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孙冶方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一套经济学思想已被人们所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连同改革开放中引进的现代经济学也正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为人们所重新认识。_理论从我们中国国情出发，兼容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为创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拓开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_的模式已大体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已初见轮廓；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和现代经济学的新成就，还有“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出现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在深深的思考着这样一个老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立足国情，从横向进行比较和选择，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实事求是的从纵向进行历史的总结，弄清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对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走向，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冶方是我们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从5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斯大林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倡导经济_改革；批评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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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他“警告处分”。这件冤假错案，给孙冶方后来的党内生活带来不小影响。二是布哈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解释，给孙冶方后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认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30年9月，孙冶方背着“处分”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委会主席。年底，调任沪东区工商联筹委会主席。1931年初，孙冶方在英租界被捕。但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他是共产党员，以为他只是个“乡下佬”，因此在捕房里被关了七天就释放了。出狱后，孙冶方立即向党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希望恢复组织关系。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当时的中央领导权，对孙冶方的书面报告置之不理，孙冶方被排斥在党外七年之久。这期间，孙冶方在逆境中一直坚持斗争，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入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判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左倾观点。1934年6月，面对国民党_派的迫害，孙冶方不得不绕道香港去了日本，在东京替商务印书馆翻译卢森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935年9月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
1937年5月，孙冶方恢复了党籍，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40年9月，孙冶方根据组织决定去延安，途经重庆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指示他还是去苏北新四军或华中局工作比较好。1941年6月，孙冶方到了苏北根据地。先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教科科长，后又去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临去党校前，刘少奇找他谈话，指出：党校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7月13日，孙冶方以“宋亮”为笔名，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教如何看待党内存在着的轻视理论的倾向。当天，刘少奇给他回了信，就党内轻视理论的倾向作了分析。这就是“文化大ge min”曾一度为“众矢之的”《答宋亮同志》的事件。这以后，孙冶方还从事过财经领导工作，担任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财办秘书长等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冶方即任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接触了大量的实际经济问题。1956年7、8月间，他去苏联统计局考察，联系中国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他深感到我国经济管理_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1956年11月，他写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一篇有名的文章：《从总产值谈起》，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1957年“审干”中，主管“审干”的部门，把偶然从敌档中查出的“孙宝山”的口供材料，当作是孙冶方变节嫌疑的证据，塞进了孙冶方的档案,使他又一次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也因此，孙冶方于1957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代所长。孙冶方弃官从文，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以高度的敬业精神，首先花很大的力气来疏通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结合的渠道，力主由国家实际经济部门主管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同时，孙冶方还大力组织研究人员认真读书，引导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把实践中存在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加以研究。他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_改革。1959年7月，他写了《论价值》一文，系统陈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从1960年底开始，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着手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_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4年10月被撤销了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1965年9月下放到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劳动改造。“文化大ge min”开始后，被抽回北京游街批斗。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孙冶方愤慨而又无奈的说：“我在国民党监牢里只呆了七天，可是在‘共产党’的监牢中却被关了七年!”这是一个被暴力扭曲的时代啊!七年，孙冶方在特殊的环境中，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85遍，坚持每月一次。1972年2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后来他还通读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及其有关俄文著作，而且还自学德文。孙冶方每每忆起这段生活时，都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救了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1975年4月10日出狱的那天，对来接他的军宣队队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回家后即着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打倒“四人帮”后，去西北、西南考察，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参加各种学术会议。1979年8月，孙冶方与《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组去秦皇岛写书，途中发烧，不得不住院检查，发现肝癌已到晚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研究所加强了写作组的力量，为抢救学术遗产，由孙冶方在病床上口授录音，然后由写作组整理。前后约一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二十余章。从这以后，孙冶方更拼命工作，三年时间，先后写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参加文艺、历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 ……（未完，全文共17899字，当前仅显示321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经济学发展与富国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