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治激励、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三、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基于全国总体数据的检验
（二）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三）省区样本的分阶段回归检验
（四）地方官员竞争与投资增长的关系检验
（五）地方官员竞争与投资冲动的关系检验
四、结论性评述
……
论文：政治激励、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同时具有投资高增长和高波动的特征。本文运用地方官员更替数据，对投资增长和投资冲动的政治激励进行了考察，发现我国投资增长存在显著的政治周期。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政绩和晋升的追逐是形成投资高增长和高波动的重要政治原因，中央对于经济建设成就的渴求也至关重要，这种渴求往往在地方政府具有财政自主权和行政决策权的背景下被地方官员所充分理解和利用，从而产生了一种投资增长的政治周期现象。本文的发现有利于人们增进对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解。
关键词：投资增长 政治激励 政治投资周期
Political Incentive, Investment Impulse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s economy has kept high speed growth, together with high speed investment growth and high volatility investment growth. Based on local provincial officials’ turnover dat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litical incentive of investment growth and volatility, and finds that political investment cycle e*ists in china. The pursuing for good performance and career promotion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o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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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低，居民福利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我国国内消费长期偏低，高投资所形成的大量生产力必须通过出口消化。这导致了我国高度的出口依赖程度，外部需求的波动给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曾深入讨论了我国高投资的宏观成本。]

对于投资过热和波动的成因，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中国投资过热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投资过热以及宏观经济过热中存在的一些独特现象，如投资过热总是伴随着大量的地方税收优惠和违规使用土地事件。针对这些现象，国内部分学者（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从政治角度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的理性投资冲动是造成投资高涨和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均没有对此进行正式的实证检验和分析，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此的理解。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年的省级地方官员更替人次与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这提供了考察投资增长和波动的政治因素的良好切入点。本文基于全国总体和省区面板数据对投资增长和波动的政治激励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政绩的追逐是形成投资高增长和高波动的重要政治原因，同时，中央对于经济建设成就的渴求也不可或缺，这种渴求往往在地方政府具有财政自主权和行政决策权的背景下被地方官员所充分理解和利用，从而产生了一种投资增长的政治周期现象。

本文剩余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鉴于考察我国投资增长的文献很多，我们对于文献的评述仅集中于从政治因素方面考察投资增长和波动的文献。
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年在分析我国投资效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时，认为我国宏观往往出现过热现象而中央的“微调”往往失效，其原因部分源自于地方政府的“理性预期”与“学习效应”。一般而言,针对不断升温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温和的“微调”措施,发出经济应该放缓的信号,力图能够实现“软着陆”。但是,为了能在中国特有的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取最佳的发展空间,各级地方政府往往在经济紧缩的“前夜”进行最后的冲刺,力求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最后在政治上取得“进步”。地方政府的行为迫使中央政府在经济明显过热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也就随之潮起潮落,显示出特有的周期性特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行政查处力度来有效遏制投资过热,但面临着力度不够则调控效果不佳,力度太大则导致经济“硬着陆”的两难困境。钟晓敏等(2007)、金戈（2009）建立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博弈模型,由于存在物价传导机制,地方政府执行扩张的成本(通货膨胀率上升)将传递到其他各个地区,反过来地方政府执行紧缩政策的收益(通货膨胀率下降)也将传递到其他各个地区,这种地区间的外部性将导致地方政府只愿意执行扩张性政策,而不愿执行紧缩性政策,从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宏观政策不协调。上述文献都一致认为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导致我国投资过热的重要_原因，但并没有对这一重要的命题进行检验。
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我国一直面临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行动不一致性的难题。在中央推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会积极地配合中央；然而，在中央认为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推行紧缩性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缺乏配合的积极性，反而会阴奉阳违，仍然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本地经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正如已有文献（周黎安，2004，2007；王永钦等，2007）所言，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两者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同时，作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地方官员亦是理性的行为主体，其推行的地方经济政策往往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逐渐由原来的以政治挂帅转变为以经济发展绩效为主，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锦标赛格局（张军，2005；周黎安，2007）。在相互竞争的格局下，地方官员为了在锦标赛式的竞争中胜出，密切关注对手的行动，并且有动机将正的外部性内部化而将负的外部性外部化（周黎安，2004，2007），这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无论在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时期均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已有文献已经证明了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与其经济增长绩效正向相关（Li and Zhou, 2005），但没有文献证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与投资正向相关。我们认为，即使中央在决定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的时候并未考察其投资表现，投资仍然至关重要。投资作为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展手段，是地方官员整体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表现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它会比当期的经济增长绩效更具指标作用，这源于投资所产生的是一种生产性财富――资本，资本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长期作用。即使撇开这一点，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地方官员所能掌握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它比技术创新等更易调控，却比它们产生更加直接快捷的作用。还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过冷比经济过热更加不能接受，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中央更可能对发展经济不力的地方予以惩罚，而对于在需要控制经济增长节奏的阶段仍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地方可能并不会予以严厉惩罚。因此，地方官员会热衷于推动本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即使在宏观经济出现过热的部分情况下也不例外。
最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投资冲动和偏好，与中央层面的增长偏好紧密相关。已有文献强调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但无法撇开的一个机制事实就是中央层面同样存在投资冲动。我们惯于强调地方政府在中央监管之下的投资冲动，而简单地将中央假设为一个完全理性和理智的最高决策主体。其实，中央作为一个决策主体，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希望通过一定的手段去实现。中央自改革开放起形成了通过经济发展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增长共识”越来越成为中央的默认意识（姚洋，2008）。中央层面对于经济建设成就的渴望往往导致其自身就有通过投资获得更快发展的需求。我们称中央希望通过良好的经济建设成就来巩固执政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诉求为中央层面推动经济增长的政治激励。这种需求会 ……（未完，全文共19351字，当前仅显示348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政治激励、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