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华人社会规范与民间融资行为

论文：华人社会规范与民间融资行为
——创业企业小组贷款的经济学实验研究

【摘要】本研究针对小组贷款的民间融资行为，在华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了基于创业企业的小组贷款的经济学实验；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华人社会规范下，以小组贷款为载体的民间融资行为中，集体行动是如何产生的，受到何种因素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1）贷款小组内（合作还款的）集体行动取决于成员对同伴策略选择的预期。成员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信息动态调整对同伴策略选择的预期，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成员在小组贷款的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存在明显的动态学习和调整过程。
（2）小组成员对同伴策略的预期又受到成员自身社会联系（结构）和社会交往（行为）因素的影响。其中，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对成员关于同伴集体行动的预期具有正向影响；“自我选择”的小组构成方式也有类似的影响。这些因素间接地影响了小组内的集体行动。
（3）在小组贷款项目运行过程中，小组的结构和行为又受到了自身价值观的调节影响。小组成员的社会联系在华人社会行为规范的调节作用下，因主动削弱同伴间的社会惩罚，而导致成员均倾向选择违约策略。有别于信息非对称分布情况下产生的个体逆向选择，这种在社会_行为规范下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我们称之为“_逆向选择”（group adverse selection）。
【关键字】小组贷款；华人社会规范；经济学实验。
一、引言
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式下，由于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容乐观的不动产市场和外贸形式，中小企业外部正式融资渠道正日趋狭窄。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除了内部融资外，在有条件的地方，以非市场融资制度为基础的民间融资也是非常重要的融资选择，这甚至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业者的重要融资特色。
实际上，基于华人社会结构的非市场融资是世界范围较为普遍的非正式融资方式，在我国也曾普遍出现。根据台湾的一些研究，华人中小企业的融资往往是在社会网络和社会_中进行的（罗家德，1996），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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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小组还款的关系，我们在Okada（1993）和Kosfeld（2006）公共产品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小组贷款模型。
考虑n人_中的某个体i，其中i＝1，……，n，拥有初始贷款收入Mi，在上述故事中必须决定是否提供还款gi，根据线性公共产品模型（张维迎，1996），有个人效用函数：
（ 1 ）
根据此式，我们由公共品和私人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获得个人消费和公共品提供的最优条件：。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个人和集体公共品提供量的纳什均衡解g*、G*，其中G*=∑gi*。考虑集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雷托最优解，我们有如下最优化问题：
，其中，
（ 2 ）
对此的最优化解，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个人公共产品提供的纳什均衡解：
（ 3 ）
根据小组贷款在实际情况下的连带责任和多户联保制度，同伴压力和社会惩罚（peer pressure和social punishment）在控制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社会惩罚一方面随公共品提供的增加而减少，另一方面随同伴间亲缘关系的减少而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在上述模型中增加社会惩罚函数，其中，。即如果不提供公共产品，就以损失名誉等方式进行社会惩罚：相当于个人收入中的某种损失。但是，由于华人社会行为规范中为他人“留面子”的倾向，这种损失随小组中亲缘关系的紧密程度而减少。我们考虑小组贷款的参与者存在两个选择：还款和不还款但接受社会惩罚。各自的选择概率为p和1-p。因此，个人期望收益函数可以改写为：
（ 4 ）
我们从此可以得到亲缘关系与还款概率的共变关系：
（ 5 ）
从上式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如果社会惩罚比还款造成了更多的个人效用减少，则组内关系越紧密则还款概率越大，否则，关系越紧密，则还款概率越小。因此，在没有建立良好社会惩罚机制的情况下，关系密切的小组将因不利于实施社会惩罚的_规范而难以为继。
为了更清晰地梳理上述理论结论，我们将上述研究中的社会关系在华人语境中进行了更详细的分解，细分为既定身份产生的前定（assumed）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所产生的现实（real）关系[ 胡先缙（1949）的关系分类被称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探索。其中，前定关系包括因属于亲戚、同乡、同学而建立的关系；现实关系是指因各种社会交往（如经营活动、娱乐活动等）而产生的关系。]（胡先缙，1949；参见周丽芳，2003）。丰富的实验研究认为，正是现实关系，强化了经济行为中的信息传递，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出现。Karlan（2005）认为，社会联系（居住在一起，参与同一个教堂）与借款行为正相关。Giné等（2005）的结果认为社会联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小组成员间集体行动的道德风险。Cassar等（2006）也通过实验发现，小组成员间的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交往频率、认识时间、居住距离等强化了成员间的同伴监督，从而对提高小组贷款的还款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具体的实验处理上，Abbink 等（2002）和Giné等（2005）都利用“自我选择”（self selection）的小组组成方式作为实验处理研究现实关系的作用。就这一点，Van Tassel（1999）认为在贷款小组成立过程中，人们会有意识地“挑选”既有能力还款也比较可靠的小组成员。Ghatak（1999）则认为，倾向投资风险项目的成员也能通过与其它风险项目的偏好者捆绑在一起，享受风险分担的外部性。因此，这种有利于获得同伴信息和保证组员还款特质的成员自我筛选机制（self selection），反映了成员间社会关系对小组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 多数文献认为，促进小组内部信息沟通的组员筛选与组合机制，是促进小组还款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这类文献中一个隐含的观点是，自我选择机制一方面强社会联系的成员形成组织认同，并进而形成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规范；另一方面，自我选择机制因社会联系强化成员间信息传递，提高了成员间的同伴监督，进而起到了促进还款的作用。]。故有：
假设1，小组成员间的既定关系和现实关系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保证成员还款特质，从而促进了小组还款。
对于社会联系有可能弱化社会惩罚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特定社会行为规范作用机制的结果。华人社会在长期处理人际交往方面具有特定的价值观[ 在华人的本土化研究方面，_的管理者与学者首先发现，华人社会有着特殊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例如，华人关系（guan*i）的展现方式及其结果，与_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有很大的差异（*in & Pearce, 1996）；此外，众多华人学者也在以个体特质论的研究方法（idiographic approach），对华人社会行为规范如关系（何友晖，1990；杨国枢，1993）、人情（金耀基，1980；黄光国，1988）、面子（黄光国1988）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华人社会行为规范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密切相关（周丽芳，2003），通过人际关系人情网络、关系裙带等各种社会联系，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家德，1996）。]（包括面子、人情、回报观）。我们的分析是，这种价值观与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产生了独特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同伴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关系，人们通常要为违约的同伴留“面子”，因此，本应执行的社会惩罚（如诋毁名誉，进行小组驱逐等）就被减弱或者消除了；同时，如果惩罚方欠违约同伴“人情”，则社会惩罚也将难以实施。其直接后果是，同伴间难以建立由社会惩罚保障的集体还款行动。有别于信息非对称分布情况下产生的个体逆向选择，这种在社会_行为规范下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我们称之为“_逆向选择”（group adverse selection）。
同时，Abbink 等（2002）的实验结果显示，有强社会关系的组开始的效率很高，但不稳定，充分说明社会关系单方面不能必然提高还款。这一点，对本研究极具启发性，结合前面所提到的华人价值观研究，我们认为华人价值观（如人情、面子观）与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为小组还款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又有以下假设：
假设2，华人世俗价值观（面子、人情观）与社会联系的交互作用阻碍了社会惩罚，降低了小组还款效率。
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将本文的分析框架反映在下面的理论结构图中：

图 1理论框架图
三、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上面的理论假设，借鉴相关实验研究的成功经验，我们也将采用小额行为实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设计如下。
1.实验方法
根据Harrison和list（2004）的实验分类[ Harrison和list（2004）将现场实验进行了分类，分为传统标准实验研究（conventional lab e*periment）、预设现场实验（framed field e*periment）和人为现场实验（artefa ……（未完，全文共20487字，当前仅显示368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华人社会规范与民间融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