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
2007年至2008年由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动荡令各国政府纷纷运用注资政策救助身陷危机的银行。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带来的影响的广泛讨论。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政府注资银行的三期模型，将政府、银行和企业三大部门纳入博弈框架，并结合Monti-Klein模型、古诺模型和斯塔克尔伯格模型来探究银行和政府部门的最优决策解。本文探究的重点为：政府注资银行对银行寡头之间的存贷款分配影响，对银行部门的总福利影响，以及政府注资额度的选择函数。这些结论不仅对解释政府注资银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有重要意义，也为政府在注资过程中如何将效用最优化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注资银行 Monti-Klein模型 政府效用函数 寡头垄断模型

Abstract
The financial turmoil triggered by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S. from late 2007 to 2008 has forced governm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ntemplate on and carry out recapitalization policies implemented on the banking sectors. This has stirred wide discussion among academic field. By establishing an oligopoly model of recapitalization, our model will e*amine thre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banks, and firm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game theory. Moreover, by combining the models of Monti-Klein, Cournot and Stackelberg together, our model has provided a method to abtain the optimum solution under such framework.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1594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更为合理有效，但由于对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推崇，政府并不倾向于对银行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风险进行严格监管，这也是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经济转型国家中，国有大股东的利益与银行利益的绑定，一方面促使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到银行内外部风险的监管过程中，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政府被银行“绑架”的后果，二者的制衡关系到经济转型国家银行改革的最优模式选择。另外，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不同。由于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面临破产清算的潜在风险，因此外部经济冲击下很容易发生“挤兑”现象。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银行危机中存款人的利益，但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看，存款人思维的惯性使市场经济国家的“挤兑”风险居高不下。相比之下，由于经济转型国家银行从长期的国有银行体系演变而来，存款人深信政府会为问题银行埋单，因此“挤兑”风险相对较低。这降低了银行危机传染的速度，并为政府注资银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后，政府注资银行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反应不同。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注资银行常招致纳税人的质疑，这一方面敦促政府谨慎注资并加强对注资资金运用的监管，另一方面延误了政府注资时机。而在经济转型国家，政府注资银行的利益主体为国有大股东，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为零，因此注资时机和额度的选择相对更为灵活。
从上述对比来看，国际上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注资银行的理论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然而，参考市场经济国家注资的研究范式来探究中国等转型经济国家未来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考虑到在中国等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银行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有必要将政府的决策函数作为内生化研究，进而将政府与银行双方决策的相互作用更系统地呈现出来。同时，本文模型并没有抛开市场经济国家注资银行的基本范式，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适宜分析转型经济国家实际情况的延拓，从而回答了转型经济国家银行改革中政府注资政策的影响与路径选择问题。本文在Mitchell(2000)的政府决策外生的三期模型基础上，将政府注资额度作为内生变量，构建了政府的效用函数，并将政府、银行和企业部门三者纳入博弈的框架，在企业项目质量总体分布外生的假设下，集中探究政府与银行各自的最优决策问题及相互作用，这对量化政府注资额度，探究政府政策选择和对银行的影响都具有理论意义。
论文第二部分简要梳理了国际上政府注资银行理论的发展脉络。第三部分对Mitchell(2000)的三期模型进行延拓：银行部门部分，运用修正的Monti-Klein模型构建了银行双寡头垄断模型；政府部门部分，以Shleifer和Vishny（1999）提供的范式为依托，构造了政府效用的目标函数，从而将政府注资决策内生化；企业部门部分，将企业贷款项目质量的总体分布外生化，在简化模型之余又不失一般性。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对政府选择注资银行政策的相应经济学建议。
二、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理论发展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大萧条中建立复兴金融公司以来，学者们对各国政府注资银行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分析的理论模型将政府对银行注资的影响归结为正负两方面。注资的积极影响是维持金融系统以及社会的稳定，避免银行资产的低效配置，防止信用崩溃以及优质项目的过早终止，从而有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注资也可以为政策出台以及银行业复苏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持续注资的消极影响是引发道德风险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而引发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究其根本，政府注资银行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银行以及企业的三方博弈。
(一) 对政府注资银行的消极影响的理论研究
对政府注资银行的消极影响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Bagehot(1873),他认为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注资只会阻碍优秀银行的建立。许多学者认为注资会引发道德风险，即激励银行接受更大的贷款项目风险。在对政府注资银行消极影响的研究中，最为庞大的理论体系是对预算软约束问题的研究。银行注资理论在Kornai（1980）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理论基础上，将银行作为博弈主体之一与企业区分开来，并逐渐发展成为D-M模型、债权人默从模型以及银行羊群效应模型三大分支。
D-M模型（Dewateripon and Maskin, 1990）首次将软约束的成因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并将软约束的成因归结为银行贷款的沉没成本。由于考虑到贷款沉没成本，规模大的银行倾向于为企业的不良项目再融资，从而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并使预算软约束问题恶化。D-M模型通过对银行以及企业博弈行为的研究，提出解决软约束的方法是信贷分权。然而由于经典D-M模型的博弈主体未包括政府，从而忽略了政府对银行的直接影响，以及对企业项目质量的间接影响。
在此之后涌现出的建立在沉没成本假设上的一系列研究，使D-M模型日趋完善。通对中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等经济转型国家银行_改革的实证研究，以及对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长期停滞国家的银行注资最优决策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在D-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预算软约束的宏观经济模型（Qian and Roland, 1994; Berglof and Roland, 1998;Kenta Toyofuku, 2005）。出于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在经济转型期间企业私有化进程研究，Qian和Roland(1994)将D-M模型扩展成为宏观经济模型（Q-R宏观经济模型）。与原始D-M模型所不同的是，Q-R宏观经济模型突破了再融资成本一定的假设，认为再融资机会成本会随机构设置以及经济状况改变。这为Berglof和Roland(1998)对注资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研究提供了平台。在Q-R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Berglof和Roland(1998)着重强调了贷款质量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高的情况下，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会得到解决；相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差的情况下，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会加剧，而银行整体的贷款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实证表明经济转型国家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较发达国家更为广泛存在，而Berglof和Roland(1998)的贷款质量理论有效地解释了该现象。
然而，B-R模型假设项目再融资比例为外生变量，这并不符合银行实际操作过程。Kenta Toyofuku（2005）在B-R模型的基础上将项目的再融资比例内生化，从而使预算软约束宏观模型更贴近实际。该模型分析银行和企业的博弈过程，认为提高银行贷款质量的有效方法不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政府规定资本充足率。当银行资本不足时，政府通过注资可以改善贷款质量并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但仍不能根除银行存在的问题。
与D-M模型不同，债权人默从模型吸纳了行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从银行事后的掩盖坏账行为角度对注资银行的预算软约束成因进行理论研究。由于政府与银行坏账信息不对称，银行注重眼前利益，或出于声誉或持续经营的考虑（Corbett and Mitchell，2000），在出现坏账后更倾向于通过发行新债偿还旧债或为低效项目再融资来掩盖其坏账损失。而由此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为所有银行提供了申请注资的契机。银行由于笃信“多而不倒”以及政府注资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因此尽量拖延坏账暴露的时间，等待系统性银行危机爆发时的政府救助。从银行掩盖坏账行为的动因出发，F-R模型（Faure-Grimaud and Rochet, 1998）认为提高准备金率可以增大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遏制银行为不良项目再融资的意愿。同时，F-R模型认为由于现任银行经理人对不良贷款的收缴能力强，因此更倾向于为不良项目再融资以获取收益，导致项目的逆向选择。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更换银行经理人，这与Mitchell(2000)提出的不更换经理人将缓解资产浪费问题的结论相悖。Mitchell(2000)通过债权人默从模型探究转型经济的政府最优注资政策问题，在延续探究政府注资对银行行为的直接影响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注资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即企业经理对资产浪费程度的选择所受政府注资政策的影响，并认为各国注资银行没有统一范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Acharya和Yorulmazer(2006)从Mitchell(1998) 提出的“多而不倒”现象出发，对政府注资所引发的银行羊群效应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银行羊群效应模型。银行羊群效应模型开创性地提出了政府注资对于银 ……（未完，全文共24895字，当前仅显示447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