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演进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演进及评述
（一）计量经济史学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三、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经济学与史学范式的冲突
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经济学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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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新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演进：兼论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和经济学范式的冲突与交流

内容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前后承袭但又相互独立的三个阶段：计量经济史学、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既改变了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又发展了经济理论本身。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在范式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也与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应该加强经济学和史学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范式 历史学范式 新经济史学
[中图分类号] F019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的计量经济史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做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于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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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中_了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内在气质。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如，诺斯早期的关于海洋运输效率的研究中，通过间接计量分析说明了1600—1850年之间海洋运输效率的变化应归因于制度因素（包括海运组织形式、海盗减少）而不是技术进步(North, 1968)。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进一步启发诺斯等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
2．理论界对计量经济史学的质疑。尽管计量经济史学家相信新古典分析方法的规范性、严整性、逻辑性使人们能够对人类既往的经济行为进行重新的并且更敏锐的审视（North，1974），但计量经济史学仍然遭受到了很多质疑，这些疑虑甚至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
第一，计量经济史学真的有益于历史与经济学的融合吗？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历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但目前计量经济史学视野中的历史更多的是为经济学提供了时间序列上的研究数据，而不能必然地进入历史的宏大叙事本身，换言之，在新经济史学运动中，历史只是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流”，而没有能够成为其“源”，新古典理论与历史相背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对此，R.M.索洛曾很中肯的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仍然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Solow，1985）。索洛的观察是敏锐的，尽管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试图实现历史与经济学的再度融合，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拥有足够强烈的历史感。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不但表现在重要的理论范畴方面，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和分工理论、货币理论等都是从历史经验中抽象而来，而且其逻辑演进顺序也遵从于历史演进顺序，从而使其理论体系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更加强烈的体现）。在这里，人类的历史和发展，既是经济学理论构建的源泉，又是其最终的意义归属，服从于对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样终极问题的追问。计量经济史学把历史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仍然不能将历史感和人文关怀注入其复杂的模型中。
第二，计量经济史学会不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计量经济史学产生之后，以它工具的规范性、严密性很快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认可，每年有大量的此类论文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期刊。出于发表的考虑，经济学家们对那些不能进行计量分析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兴趣受到影响，计量经济史可能由一种工具性分析方法激变成一种“工具主义”，束缚住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事实上，对于历史的理解而言，计量分析并不总是有效的。借助于不断改善的技术，计量经济学的确可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却并不必然地能够揭示出这种因果关系产生的原因、变化形式及其引发的社会动态演变，而离开了后者，对因果关系解释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对经济研究中的过度计量现象，P.巴丹（2006)曾批评道：“我们过分关注精确的量化分析导致的结果是，偏离了对现象原因的研究，而且我们关注的有些变量，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意义不大。” 计量经济史学的盛行，使大量的形式严谨而缺乏解释意义的论文涌现出来，并压制了那些基于直觉的文字描述的研究，而后者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希克斯在他的《经济史理论》中，将贸易扩张视作人类社会演进的主要力量，而贸易扩张所带来的利益，他认为是 “‘数量经济史’所不善于测定，甚至是不善于描述的。”（希克斯，1987，第56页）
第三，即便是承认计量分析对于历史理解是有效的，那计量经济史的严密性是否值得信赖？索洛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长期历史演变是复杂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计量经济史学家能够发掘出不同的数据和模型，然后得出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解释，最终历史成了他们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Solow,1985）。事实上，对计量经济学科学地位的质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前期凯恩斯与丁伯根（Jan Tinberger）的方法论之争。凯恩斯对于计量经济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他列举了各种可能的偏差来源，“用现代经济计量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偏差涉及被忽视的变量、测量误差、多重共线性、同时性、函数形式的错误、时滞、趋势修正、参数不稳定性，以及外推法等问题。”（Keynes,1939,转引自迪利普·慕克吉（Dilip Mookherjee），2006）。在随后的年份里，尽管计量技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导致偏差产生的原因仍然大量存在，如随机失误、错误的外生性假设、样本规模不足、总和问题、结构识别问题以及观察到的实证结果与初始理论不衔接的问题（Henry,1980）。
对同一历史现象的计量分析，不同的经济学 ……（未完，全文共16651字，当前仅显示299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新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