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票悖论的社会技术诠释

论文：投票悖论的社会技术诠释

摘要：为了更清晰地剖析投票悖论，本文绘制了它的产生机理图，通过分析其推理过程，发现将多数规则作为计票方法是造成投票悖论的本质根源。在此理论与NMU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投票悖论模型VPM方法，计算出投票悖论中的三个备择方案得票率相等，各为，得证“投票悖论”并非悖论。文章在序数条件下实现了从个体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的量化方法的模型设计，对原“投票悖论”的_投票结果作出了符合逻辑的诠释，并对其投票结果满足阿罗不可能定律的合理性进行了证明。
关键词: 投票悖论，阿罗不可能定律，社会选择理论。
研究领域：福利经济学

The Voting Parado* of Social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Yang Suho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Voting Parado*, from it nature, denies the democratic voting system, and questions a series of related theories o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heated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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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悖论是一种典型的逻辑悖论。[2]谢琳、李莉两位教授对刘春生的论断作出了“商榷”：严格的逻辑悖论只源于思维。她们根据数学哲学知识认为，仅仅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而与客观现实发生的认知矛盾，都算不上“逻辑悖论”，因此“投票悖论”不是悖论。[3]应该说，对投票悖论认识的这起争论在理论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面对投票悖论产生的技术瓶颈问题，李伯聪等教授（2005）再次倡导采用“社会技术”来解决投票等社会哲学问题。[4]
布拉姆斯在《政治学中的悖论》一书中曾总结了更复杂情况中_非传递性概率的研究，其结果是在选择对象和投票人数目增加的两种情况下，非传递性的概率才增加，但它对选择对象的数目更为敏感。如果选择对象固定数为3时，则悖论的可能性会略有增加，从5．6％（投票人为3时）增加到8．8％（投票人数接近于无穷大）。如果投票人固定数为3的时候，则悖论的可能性会陡然上升，从5．6％（选择对象为3时）增加到100％（由于选择对象数接近无穷大）。布拉姆斯特别提到对于投票人的任何固定数，由于选择对象数无穷地增加，悖论的概率必然会逐渐上升。[5]
历史上因为对投票悖论的突出研究有两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理论问题如此受到关注，这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运用数学工具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他运用数学方法得出了著名的“不可能定律”，证明不可能从个体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把整个７０年代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引入悲观失望的停滞境地。瑞典皇家科学院本彻尔教授在授予阿罗诺贝尔奖时不无沮丧地说：“这个结论在完全民主的梦想方面，毋宁说是令人失望的，与长期以来使用社会福利函数概念的以前已成立的福利理论矛盾。”阿罗研究投票悖论得出的结论，引发的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理论危机，它从最深邃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个人私有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无论如何必然存在矛盾，不能在满足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逻辑地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阿罗投票悖论已经脱离了具体内容，用公理化的形式，证明了从上述的前提到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 [6,7,8]
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假设：投票是在那些其福利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们中进行的，投票行为的作用是将个体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但投票悖论显示_选择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这就为独裁者反对民主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们宣扬只有“少数精英”采用非民主的方式才能得出理想的决策；投票悖论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福利经济学“通过和平的社会分配方式把富人的部分财富分配给穷人”的主张；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重要辩解理论：既然穷人们获得财富的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要把富人的财富分给他们？
采用民主投票激发_智慧进行科学决策，通过社会福利改善穷人生活创造和谐社会，“民主”与“和谐”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标志，但是投票悖论却告诉世人：个体偏好无法转化为社会偏好，民主决策是悖论，福利经济无法实现，国家不是理性的决策者。[7]那么是否意味着当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无法调和之时，只有再次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呢？这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可怕命题。如果_选择结果是悖论，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代表自相矛盾的大多数人利益呢？显然投票悖论的倾覆性不分_地给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
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一致努力尝试解决投票悖论问题。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巧妙地“绕开了”投票悖论循环问题。因其突破性贡献成为唯一的亚洲代表获得了199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6,9]
阿玛蒂亚·森的解决方法和很多定律形式一样简单，他在投票悖论中设置一些假设来企图解读投票循环问题，然而他的“事先让所有人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等限定条件违背了投票的民主原则。简单设想一种可能：如果被投票的方案是针对候选人的，一开始就被认为不是最佳的候选人，完全可以拒绝作为陪衬参加选举，那么三个备择方案就不完备。所以通过修改选举条件，已经破坏了产生“投票悖论”的民主选举环境。因此森只是绕开了投票循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投票悖论。
很多学者寄希望于限制偏好以完成选择传递性和多数规则来解决_决策中的悖论问题，著名的有库姆斯条件、布莱克条件、罗米罗条件、阿罗·布莱克条件等，它们形成多数规则汇集形成的_偏好具传递性的充分条件。显然，研究者们和阿玛蒂亚·森一样，都认为在实用中，只要将个体偏好的选择限制于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运用多数规则进行_决策就不会发生如投票悖论的循环排序现象。正如一句哲学谚语所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限定条件的 ……（未完，全文共9312字，当前仅显示2543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投票悖论的社会技术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