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财政分权和中国地方环境保护
三、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与环境质量
四、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
（二）估计方法
五、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六、实证检验
（一）基准模型的估计
（二）加入偏好变量的动态模型
（三）稳健性检验
（四）小结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
论文：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摘要：本文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中国分权式改革对环境质量这一公共品的影响。已有研究强调中国分权式改革对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而忽视激励的扭曲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1996－2004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中国环境质量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点结论。首先是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分权式改革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管制的努力。同时，一些变量如人口年龄分布、居民教育水平、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等因素也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这些发现无论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还是未来改革路径的安排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财政分权 环境污染 动态面板模型
一、引言
财政分权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备受瞩目，已有文献认为财政分权改革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提供动力，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Shah，1994；Qian和Roland ,1998；Lin和Liu，2000；Jin,Qian和Weingast，2005；张晏和龚六堂，2006)[ 实证研究中，尽管Zhang和Zou (1998) 发现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献结论还是支持分权式改革尤其是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过近年来，财政分权改革的成本或负面影响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公用事业的缺失（王永钦等，2007），环境保护的影响自然也不例外。
关于环境质量决定因素的经济学研究，目前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发展。一类研究从分析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入手，侧重于检验“环境库兹列兹假说”（EKC）及其作用途径。EKC假说认为环境污染指标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倒“U”关系（Grossman and Krueger,1991,1993,1995 ；Panayotou, 1997）。而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渠道，主要集中于几点。（1）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2）对外经济合作的影响；（3）技术进步；（4）收入增加带来改善环境需求的上升。
经济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不能独立于制度因素的作用。另一类研究着眼于制度安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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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地方官员的目标和地方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存在严重冲突（周黎安，2007）。
第二，地方政府就经济增长展开的破坏性竞争（destructive competition）行为会导致环境质量严重降低。破坏性竞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市场不完备或再分配性公共政策，福利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会针对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选择有效的环境政策，就不会导致破坏性竞争行为（Oates和Schwab，1988；Wilson, 1996）。然而，由于市场失灵和再分配政策司空见惯，破坏性竞争也就难以避免（Oates, 2002；Kunce 和Shogren, 2005）。就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来说，尽管民众观点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上级对地方政府政绩的判断，但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仍然以GDP作为主要指标。在这一指挥棒引导下，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更加短期化（王永钦等，2007），地方政府会基于政治晋升激励展开种种竞争来吸引外地资源，导致市场秩序的扭曲，产生地方保护和恶意竞争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也会降低（周业安等，2004；周黎安，2004；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从中国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还是为了吸引资源而降低环境标准的税收竞争，某种程度上都是以过渡牺牲当地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期的GDP增长时，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第三，由于环境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而环境保护的努力具有正的外部性，这种特征导致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免费乘车”行为，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对于大部分联邦制国家来说，如果地方政府不考虑邻区的福利，或者地方政府的造成污染会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进行治理，地方政府就可能采取高污染的发展经济行为（Silva and Caplan,1997），保护环境的工作也疏于努力[ 已有研究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存在免费乘车问题（Fazin and Bond，2006）。]。所以，Oates（2002）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政策影响另一个地区，那么由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标准更为适合[ Shapiro and Petchey （1997）证明在一系列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相互合作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条件包括地区间彼此互信、政策相互告知和合作收益大于违约成本等。]。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下，由于环境污染的来源难以得到有效的界定，地方政府没有激励提供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同时即使环境保护的责任得以界定，由于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中，环保部门的制约措施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地方政府环保服务的免费乘车行为不可避免。而中央政府提供的种种专项环境治理活动，虽然短期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但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免费乘车行为，影响环境质量的长期改善。
第四，中国财政分权作为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居民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和环保等）的机制，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中国并不存在。在Tiebout 与Oates的思想中，财政分权之所以可以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方面的信息优势, 改善社会福利状况，其前提条件是居民“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两种机制表达自己的偏好（乔宝云等，2005）。但目前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_“用脚投票”的机制并不存在。
三、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与环境质量
为了正确分析财政分权制度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考虑分离出其他影响环境质量的供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年龄分布、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城市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密度等[ 尽管环境库兹列兹假说的检验可以获悉经济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但是加入各种经济政策变量可以有效分析出影响环境质量的途径。]。
1．人口年龄分布与环境质量
人口年龄分布情况会影响居民的环境偏好，对环境政策产生影响。不过人口年龄分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存在争议（Ono和Maeda，2001）。
一种看法认为，首先，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环境保护意识会更强。同时，年轻人生命预期不断提高，热衷的户外活动需要良好的环境等等。所以，年轻人对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更高，其人口比重将会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抵抗能力的差异，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对环境质量的恶化更加敏感，而且老年人也有较好的资源储备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因此年轻人口与环境质量之间会存在负相关关系。就这两方面观点而言，人口年龄分布对环境质量的具体影响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
2．教育水平与环境质量
现有的研究大都认为教育水平和环境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危害的认识会比较充分，环保意识会更加强烈，也会愿意为环境保护工作出力。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_不仅有意愿，又有能力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环境偏好，对政府环境政策施加影响。比如，网络技术的运用、各种媒体的传播和加入环保NGO组织等等。高校的环保社团和环保组织的教育水平就明显说明这一点。因此，可以预期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众表达环境偏好，对环境质量会产生正的影响。
3．城市化水平和环境质量
尽管对于中国现实来说，由于城市化带来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燃料和化学物质，产生大量_物质，形成种种污染。各地区曾引为自豪的经济开发区大都成为污染大户。但从理论上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市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环境偏好的成本（Rivera-Batiz，2002）。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涌现各种市民的环保行动，这些行动将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会更多考虑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种种环保措施。何况现阶段采取的具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存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因此，如果控制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有待检验[ 当然，具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虽然可能导致城市环保努力的加强，但却可能出现污染源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已不足为奇），这将导致环境保护的不公平问题。不过，这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
4．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质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来源于“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同，那些环境标准较低国家，企业承受的环境成本较低。这种成本的差异会吸引环境敏感性的跨国企业，将具有高污染性质的产品转移到环境保护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不过，尽管这一假说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但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经验验证[ 应瑞瑶和周力（2006）利用中国数据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工业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各地区的FDI水平与工业污染程度正相关。不过由于控制的因素过少，这一结论难以具有说服力。]。
四、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
关于估计方程，我们主要估计以下两种计量模型。首先，现有文献研究指出，居民收入和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参照现有研究的通行做法，我们首先估计仅包含人均收入、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的如下基准模型。
（1）
其中，是第省份年的环境质量，第省份年的人均实际GDP， 表示人口密度，度量省份年的财政分权程度，表示不可观测的省或直辖市的特质，是随机扰动项，假设与解释变量无关。
其次，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多种社会结构因素和经济活动会影响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偏好，从而决定环境质量的变化，我们又估计了扩展模型。

（2）
其中，表示第省份年的年龄分布，表示教育水平，代表城市化水平，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型我们都是采用退化式方程（reduce-form），这意味着我们估计解释变量的系数是一种净效应，这种方程形式也隐含假设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之间只存在单向关系，环境质量对财政分权程度并无反馈作用[ 尽管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倡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对环保的重视态度会影 ……（未完，全文共23637字，当前仅显示425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