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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谷贱伤农、“贵粟”政策与农业现代化

发表时间:2015/4/29 18:10:18

论文:谷贱伤农、“贵粟”政策与农业现代化
――基于美国“过剩”农业的分析

摘要:“重农贵粟”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当代剪刀差研究的支持,但这种思想违背了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现代国家,本文通过对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中美农产品实际价格的实证研究,发现战后62年以来美国农产品实际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谷贱伤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然后用一个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工农两大部门的商品交换过程,发现“过剩”农业的准确含义是指“剩余”农产品相对于“剩余”工业品过剩,为了通过居民消费、出口等外生部门消化过多的“剩余”农产品,农产品实际价格必须下跌,且工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农产品“过剩”现象,因此,农产品实际价格下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一种长期趋势。最后讨论了美国的两次现代农业革命与农业保护主义。本文主要结论是:现代农业是一种“过剩”农业,不会产生系统性的“谷贱伤农”现象;农业保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解决现代农业产生的农产品“过剩”问题。政策建议是:我国应放弃“贵粟”政策,通过农业现代化来摆脱“谷贱伤农”的困扰;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应以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作为政策目标,防止目前的“卖粮难”现象长期化,为此应增加对国内农产品消费的补贴和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
关键词: 贵粟政策 农业革命 过剩农业 工农产品比价

谷贱伤农、“贵粟”政策与农业现代化
――基于美国“过剩”农业的分析
摘要:“重农贵粟”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当代剪刀差研究的支持,但这种思想违背了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现代国家,本文通过对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中美农产品实际价格的实证研究,发现战后62年以来美国农产品实际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谷贱伤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然后用一个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工农两大部门的商品交换过程,发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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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并针对我国农业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重农贵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内有大量研究文献,就研究方法而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剪刀差研究。就现代经济研究而言,剪刀差研究(GAP Research)最早对“重农贵粟”思想做了系统和规范的研究。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学者就把工农产品比价称为“比价剪刀差”,以描述工农业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到1958年,我国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已经缩小到抗战前(1930年~1936年)的水平,如果以实物形态(单位农产品可换得工业品的数量)衡量,从抗日战争开始扩大的比价剪刀差基本被消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首先缩小,然后扩大,到2001年,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我国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已经超过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认为除了工农产品比价的变化以外,还应该以商品价值变化为依据来考察工农两大部门间的交换,由此产生了“比值剪刀差”研究高潮,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傅晨(1999)、武力(2001)做了综述。由于商品价值没有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标准,比值剪刀差研究产生了了大量的争论,但无论采取何种标准,由于当时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其结论必然是,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工农商品交换存在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为达到“等价交换”,工农生产率的差异应当且必须由价格杠杆来弥补,这就要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尽量降低工业品价格,维持农产品实际价格的上升趋势,换言之,用“贵粟”政策来实现“工农等价交换”。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土地剪刀差”、“城乡消费剪刀差”、“工农收支剪刀差”等非价格剪刀差的概念,进一步拓宽了剪刀差研究的外延。剪刀差研究为我国的“贵粟”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受国际农产品价格暴升的影响,2006年以后我国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且持续位于高位,在国内造成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国内舆论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种长期趋势,为了刺激农民种植和出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应当且必须鼓励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二类是采用现代计量方法分析我国城乡差距的变化成因的文献,这些研究都不支持农产品价格过低是我国城乡差距重新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间接否定了“贵粟政策”。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成因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文献汗牛充栋,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1、城市偏向政策扩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林毅夫等(1994)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由于选择了赶超战略导致了城市偏向政策的内生性,陆铭等(2004)基于1987年~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程开明(2008)采用1999年~2005年的31个省级面板数据作实证分析,结论为固定资产投资及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城市偏向政策是扩大我国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开放程度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2、城乡要素市场扭曲,蔡昉等(2000;2003),蔡昉(2003)强调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Ding(2002)发现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Shi et al.(2002)将得不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作用。Shi(2002)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的城乡收入差距。Hertel et al.(2004)指出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扭曲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曾_等(2008)对2000年以后的城乡收入差距做了因素分解,认为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显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表现;4、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见姚耀军(2005)、张立军等(2006)等;5、生育率、经济开放等等其他因素。上述文献采用了非常不同的理论依据,提出的解释也是各式各样的,但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不认为农产品价格过低是我国城乡差距重新扩大的重要原因,言外之意是,“贵粟”政策不能消除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这就间接的提出了对“贵粟”政策的质疑。但这些研究主要通过计量模型来获得结论,对我国城乡差距的变化,缺乏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性解释,同时它们也并非专门针对“贵粟”政策进行研究,显然是难以说服我国政府放弃“贵粟”政策的。
第三类是研究“日韩台”农业模式的文献,代表人物有温铁军、李昌平等等。他们主要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国内“三农”问题,认为我国土地稀缺、农民众多、农业生产高度分散,因此不能照搬美国农业模式,而应当采用所谓小农经济国家的“日韩台”农业模式。“美国农业土地广大,绝对地租高,而我国土地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因此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属于认识上的误区”,见温铁军(2004))。“…小农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要想保住粮食安全,保住农村作为战略产业的地位,都必须给农民以至少达到甚至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收入水平,否则是管不住的…”,见温铁军(2006)。李昌平(2008)则提出:“…菲律宾师从美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非农用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客观而言,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维持很高的农产品价格,确实给予了农民“达到甚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日韩台一直不能实现粮食自给,也从来不存在“卖粮难”问题[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大米是日本的传统主食,也是唯一实现自给的粮食作物,其余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全部依赖进口,而韩国的大米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能够保持自给,但小麦、大豆、玉米、牛肉、猪肉和鸡肉每年都需要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始衰落,日益依赖进口粮食来满足岛内需求。],之所以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首先是为了保证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全,具体而言是保证大米自给,其次是为了大量进口农产品,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只是附带的。日韩台的其他农业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陈颂东(2008)指出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未能完全实现保护的目的,反而陷入了保护的困境。相对而言,我国是一个有足够的农业资源实现粮食自给的农业大国,尤其近年来农业现代化建设加速以后,“卖粮难”问题有长期化迹象,这更加接近 ……(未完,全文共20180字,当前仅显示363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谷贱伤农、“贵粟”政策与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