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制度的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研究

论文：制度的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研究

中文摘要：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通常人们只是关注某一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很少有人涉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和两种制度如何协调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首先从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尤其是由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样的命题出发，采用门槛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1994年到2005年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非线性分析。文章的结论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其作用有的表现为波浪型，有的表现为倒U型，而有的表现为依次递减等等非线性特征。对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文章结合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财政分税制的国情，在中央和地方博弈所导致的财政分权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即是如何保持二者的合适的协调关系，使得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的产权制度发挥最大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两种制度相互协调一个合适的比例。

关键字：产权制度 财政分权制度 互补性 制度协调性


一、引言与研究背景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种制度的作用也是不同的。Theo Eicher和Andreas Leuker（200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制度的重要性是OECD国家的三倍。再如佩尔松和塔贝利尼（2003）研究发现：在完善、稳固的民主政体国家，总统制比议会制更能促进增长；而在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议会制效果更好。这也说明了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Hristos (Chris) Doucouliagos 和 Mehmet Ulubas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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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约束和可能性加强了另一种制度的功能。根据制度各自的特征，制度的互补性使得制度对经济更有效率。当另外一种互补制度存在时，一种制度的影响就得到加强。例如日本主银行制度所形成的对企业的激励使得在日本公司内部团体合作更加有效，而这个反过来有加强了主银行制度的效率。另一个互补性的概念是其动态性：给定一种制度集合内，两种或多种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随着时间越长可能是相互加强，这可以解释制度的一种特殊结构的出现；也可能是随着时间趋向于结构的一致性相互削弱，这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制度结构、国家模式、生产系统和组织形式不是永久的。青木昌彦（1999）从制度结构的动态性角度指出，对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对另一时期则是不尽然的。英国在19世纪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其面临新出现的技术时，制度调整不够迅速。促使日本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现在对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互补制度的静态概念强调了或者是一致性和稳定性或者是相互悖逆性。其动态性概念解释了一致性地出现和消失。制度的结构不是随着时间的变动而静止存在，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自发的动态变动的性质(Bruno，2000）。正是由于制度之间的互补和替代等等相互作用，各种制度之间的协调[对于协调一词的概念极为广阔，难以进行明确的定义。青木昌彦（1996）认为其基本上可以这样表述：它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或分享利用的问题”（引自《经济_的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编著41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就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探讨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中国施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多年来，至少有2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大约10％的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其他转型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或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纷纷预言，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高速增长对经济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军，2007）。探索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推动更深入的制度改革从而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便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研究的主题。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随后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和财政分权制度的改革，伴随之还有政治制度改革等等。对此做出了经典性的研究如下：黄少安等（2005）通过对中国大陆1949—1978年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分析，证明了“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刘小玄（2005）选取从1994年到l999年的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四个产业中样本企业，该样本企业的产权结构经历了一个国家资本比例不断下降和个人资本、法人资本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其实证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国家资本比例越高，企业效率水平越低，或者个人资本比例越高，企业效率越高。对于渐进性的改制来说，在这个发展阶段，国家股的退出至少达到30％以上，个人股的进入则需要达到50％以上。这样的产权结构可能比较合理。才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否则改制可能很难具有明显的积极效果。樊刚等（2003）指出市场化和经济_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李富强等（2008）通过计量得出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 Di*it (2004) 认为当正式产权制度缺少时，社会可能会发展另一种存在的制度来保护它们的经济活动。如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期的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就印证了这个观点。虽然乡镇企业没有明晰的产权，但是却得到了令人举目的发展。因为乡镇企业不存在明晰地产权制度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从事商业的不确定性很大。这会导致签订一份完全和约的交易费用过高，而使得完全和约的签订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将当地政府官员作为乡镇企业股东这一模糊地产权安排可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安全可靠地保护并且减少来自当地政府的改革阻力。总之，这种模糊的产权安排在一定的环境下比明晰产权更为有效[而这也是体现了中国“摸着石子过河”发展过程一个侧面，但这并不能足以解释中国比一个产权安全的国家取得更快速地发展
]。江曙霞等（2006）以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实体的制度兼容性以及转轨经济面临的产权、效率约束如何改变制度演进的路径和结果着手,对转型经济国家的制度演进路径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于财政分权制度的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王玮（2005）认为在_国家，政府向市场的分权（在我国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即是民营化）和政府内部的财政分权这两个过程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叉。而在我国这样一个_转轨国家里，市场化改革和政府内部的财政分权大体是同时推进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府向市场的分权与政府内部的财政分权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同时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向市场分权与政府内部的财政分权这两项改革往往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存在着较强的联动效应。其实在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财政分权制度，其每个省的财政分权度的大小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相对于地方而言，在中国政治上实行的是“向上负责”的制度下，中央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地方政府只能是在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下自主地进行以民营化为代表的产权制度改革。
由于以往的文献对于产权制度和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线性的回归模型之上，即使是非线性分析如乔宝云（2002）、刘金涛（2008）、周业安和章泉（2008）都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性，但是他们都是事先假定他们之间存在简单的非线性关系，要么引入财政分权的平方，要么通过财政分权与其他变量的交叉乘积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这种人为的假定下得到的结论有时候可能并不正确或者结论很粗糙。为了避免根据人为的标准对样本进行划分，以及认为假定一种非线性关系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本文并不人为对总样本进行划分，也不人为假定具体的非线性模式，而是采用门槛模型来检验产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如果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确存在门槛效应，那么自然可以认为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否则，则对线性 ……（未完，全文共18481字，当前仅显示332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制度的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