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五)中国加入WTO后,市场能否保证中国的粮食供给
二、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三、耕地非农化与国民经济增长
四、中国未来每年粮食需求预测
五、中国粮食贸易格局与发展趋势
六、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与中国的粮食安全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发展草食性畜牧业,减少对粮食的需求
(三)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深化粮食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改革,完善我国粮食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的功能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
(六)构建节约型社会
……
论文:耕地最严格保护政策:继续执行还是暂停?
摘要:耕地最严格保护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多年,对保护耕地的质量和数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究竟政策的实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多大作用,在理论界还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分析(一)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二)耕地非农化使用而减少是否减有所值;(三)中国未来究竟每年需要多少粮食;(四)发达国家能否以粮食贸易遏止中国发展;(五)中国加入WTO后,市场能否保证中国的粮食供给等五个问题后,得出结论:在现阶段应该暂停执行耕地最严格保护政策中的耕地非农化,允许耕地适量非农使用,以满足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耕地最严格保护政策;非农化;粮食安全;粮食贸易
一、引言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它的数量和质量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我国政府在
总结历史的教训下,深刻意识到粮食生产的突出重要性。资料分析表明,以增产粮食10*107t为一个台阶,从1949年到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已稳步跨上了4个台阶,1998年粮食总产达到5.123*108t ,人均占有粮食410kg,是1949年人均水平的近2倍,已稳定跨越了温饱阶段,正向小康水平迈进。同时,我国粮食生产仍然保持增长势头。然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耕地资源日益受到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的数量。在耕地数量面临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下降问题也十分突出,如水土流失、工业废物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灾害等导致耕地质量下降明显。在面临数量与质量都将下降的形势下,国家出台了耕地最严格的保护政策是体现了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把发展粮食生产始终置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的根本表现。该政策的出台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研究的热潮,相关文献非常丰富。但总体观察,在众多的文献中,感性分析的多,理性研究的少,正面赞扬的多,反面思考的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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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差距。这表明,我国耕地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是客观的,但是年鉴上公布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实际耕地面积数据远大于年鉴数据,因此耕地数量近年有所下降而形成耕地数量恐慌是不必要的。
粮食的产出与投入的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自然因素直接相关,这也说明土地并不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唯一要素。而且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农业发展阶段各种因素对于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不同,一般来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总产的约束作用将逐渐弱化(傅泽强等,2001)。这可以从二者的相关系数逐渐变小得到验证(见表1)。
表1 不同时段粮食产量-耕地面积相关分析
粮食产量与耕地的相关性拟合优度 1949-1956 1949-1960 1986-1995 1986-2002 1982-2004
R2
校正的R2 0.975
0.971 0.772
0.749 0.687
0.648 0.294
0.247 0.516
0.49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历年)回归计算和根据文献:封志明等.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J].自然资源学报,2005(1)中的部分资料整理所得。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逐渐减小,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相关性拟合优度由1949-1956年时间段的0.975下降到1986-2002年时间段的0.294,即在建国初期,耕地面积变化能够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97.5%,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耕地面积变化只能够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29.4%,这表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因素在对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显著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现有耕地的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增产潜力在不断被挖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显著提高。那么是不是时至今日,土地的增产潜力就已经挖掘完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多,尽管不同研究者的结果差异较大,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潜力远未到顶。目前耕地的实际生产水平不及潜力值的一半(吴绍洪、李荣生,2002)。
同时,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20世纪末,世界已有了数千种转基因作物,其中数十种已形成商品规模。近年来,我国在利用基因技术等先进科技方法培育优质、高产水稻、小麦良种方面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我国的优质高产水稻产量打破了世界记录;培育了蛋白质含量高达16%~17%的优质小麦。这些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推广使用,也将为推动单位耕地面积粮食增产起到突出的作用。
三、耕地非农化与国民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在增长。从1979-2004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8.6%。人均GDP也从1979年的416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490美元。经济的飞速增长是需要消耗资源的,土地作为人类生存的必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对江苏经济研究成果来看,江苏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阶段,耕地大量消耗的代价是很难避免的(郭贯成,2001)。黄宁生(1998)对广东省1978~1996年及亚洲部分国家耕地减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分析结果也基本证实这一点。但是,耕地资源流失量最初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越过某一个阈值后,就开始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而降低。而耕地资源流失量下降的阈值受城市经济、消费水平的影响, 有所差异, 如深圳、东莞、上海、无锡、武汉五城市的阈值(人均GDP)在5192 元至17751元之间。同时,当耕地流失量出现下降时,二、三产业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相应所占的份额基本在86%~97%之间变动(蔡银莺、张安录,2005)。我国总体水平显然还没有达到阀值水平,因此,在未达到阀值之前,因经济发展带来耕地流失增加是正常的现象。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
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进一步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提高到2004年的42% ,城镇总人口已达到54283万人;城市数量由1950年的122个发展到2004年的661个,镇由1978年的2176个发展到2004年的19883个。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1056平方公里,耕地减少15万亩。今后二三十年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据专家测算, 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2%;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于伯华、郑新奇,2003)。如果按照预测数据直接推算,2004-2050年之间的47年间我国耕地因城市化水平提高将减少42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8.9万亩,而这仅仅是我国确定“十五”期间新增建设占地总规模不超过1050万亩,即每年不超过200万亩的4.45%。而且我国每年减少的耕地中建设占用的比重并不大(见表2)。
表2 1998-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方向与比重
单位:千公顷,%
年份 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其中:
建设占用
比重
%
灾毁耕地
比重
%
生态退耕
比重
%
农业结构调整
比重
%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70.4
841.7
1566.0
893.3
2027.4
2880.9
1146.0 176.2
205.3
163.3
163.7
196.5
229.1
145.1 30.9
24.4
10.4
18.3
9.7
8.0
12.7 159.5
134.7
61.7
30.6
56.4
50.4
63.3 28.0
16.0
3.9
3.4
2.8
1.7
5.5 164.6
394.6
762.8
590.7
1425.5
2237.3
732.9 28.9
46.9
48.7
66.1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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