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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污染外部性、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环境政策选择

发表时间:2015/5/15 12:35:43
目录/提纲:……
(一)效用与偏好
(二)生产与技术
(三)环境污染
(一)平衡增长路径
(二)可持续的最优平衡增长路径存在条件
(三)比较静态
(一)政府污染减排支出与产出税
(二)私人污染减排支出与排污税
……
论文:污染外部性、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环境政策选择: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Pollution e*ternality, economic sustainable growth and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and human capital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将污染外部性和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同时引入Lucas(1988)内生性模型,探讨内生化劳动供给、污染外部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选择。模型结论表明:1. 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以及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不低于污染的产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2. 环保意识越强、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的国家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的国家稳态增长率越低;3. 政府可通过选择执行一次性总税赋――公共环保支出政策――刺激家庭增加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或实施一项环境政策――庀古税――刺激私人增加减排支出,从而内部化污染的负外部性,诱导分权经济达到可持续的最优增长状态。
关 键 词 污染外部性;休闲;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
Keywords: pollution e*ternality, leisure, human cap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O41, H22, Q20
社会经济系统与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稳定持久的供给能力是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限制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1247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供给等)将通过影响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或是中间投入品价格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即这些文献的普遍结论是政府政策具有长期增长效应。]。因为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处理,新增长模型放松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这一_假设。一些作者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通过将资源环境或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依据不同的内生增长机制的假设,考察生态环境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得到了许多创新的结论。如Bovenberg and Smulders (1995)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Hung, Chang, and Blackburn (1994)和Scholz and Ziemes(1996)基于Romer(1990)的模型分析;Ligthart and van der Ploeg (1994)、Stokey(1998)以及Chen, Lai and Shieh(2003)通过扩展Barro(1990)的“AK”模型对环境污染外部性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的研究;Robson(1980)将不可再生资源纳入Uzawa(1965)的模型分析;Aghion and Howitt(1998)、Grimaud and Rouge(2003)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考察了环境资源的限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中,较少关注政府的环境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且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也不尽一致。Gradus and Smulders (1993)通过拓展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表明,在污染会损害教育的边际生产力时,环境意识的提高将刺激经济增长率;Bovenberg and Smulders(1995)、Smulders and Gradus(1996)以及Bovenberg and de Mooij(1997)等在假设环境作为生命支持系统(life-support system),同时具有舒适价值(amenity value)和生产性价值(productive value)的前提下,如果政府政策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则可能促进稳态经济增长。然而Huang and Cai (1994)、Ligthart and van der Ploeg (1994)等基于简单的AK型内生增长模型却认为,政府通过所得税来融通防治污染支出,会减少经济中的可利用资源,对经济增长所必要的支出产生排挤效应,将导致经济长期增长衰退。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内生性模型,在我们的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和Lucas(1988)不同的是:该模型同时将污染外部性和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行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尝试探讨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污染外部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选择[ 近年来,Devereu* and Love (1995)、Eriksson (1996)、Milesi-Ferretti and Roubini (1998)、Turnovsky(2000)以及Duranton (2001)等研究文献已开始将内生劳动供给引入基于各种机制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探讨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然而,正如Chen, Lai and Shieh(2003)所指出的,已有的包含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文献却严重地忽略了劳动休闲内生化的决策这个重要的事实。];其次,为了简化模型和突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假定代表性家庭的复合性产品的生产技术为有效劳动力投入(即与劳动相结合的人力资本)的线性函数,即仅仅考虑只有一种初始生产要素的经济体系。文章第二部分是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各部门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其中消费、休闲和污染同时进入效用函数;第三部分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进行社会性最优均衡分析,讨论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与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污染改善的理论机制,进一步考察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必要性条件,以及各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第四部分基于分权经济条件下模型的市场均衡讨论了政府的环境政策选择,最后一部分给出综合结论及政策涵义。
二 模型基本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家庭同时也是产品生产者的规定[ 正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证明的,一个把家庭与生产部门(或企业部门)截然分开的模型与一个其中家庭直接从事生产的理论框架是等价的。],假设经济体由一个代表性家庭和一个政府部门构成,家庭仅生产一种复合性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和支付政府部门的定额税,亦可以作为污染减排支出。不失一般性,假定经济中家庭的时间禀赋为1,其中单位用于休闲,单位用于工作,另外的单位用于学习积累人力资本。不考虑人口的增长,并将人口总量标准化为1,从而经济中所有的加总变量又可以解释为人均量。
(一)效用与偏好
假定代表性家庭的效用不仅来自消费与休闲,也取决于其所生活的生态环境,即家庭同时对、和产生效用,消费与休闲为其带来正的效用,但污染却带来负的效用。家庭以追求无限时域上所有瞬时效用贴现值加总的最大化为其目标,其目标效用函数为[ 为方便起见,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时间变量将被省略。]
(1)
其中,为主观的时间偏好率(subjective time preference),为瞬时效用函数(instantaneous utility function),为了简化模型,将瞬时效用函数设定为对数线性形式[ 事实上,对于更一般的Cobb-Douglas 型效用函数:

尽管模型变得更复杂,但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2)
其中,参数和为正的常数,分别衡量休闲与环境污染对消费者效用影响的程度。
(二)生产与技术
假定经济体系中家庭生产只需要一种要素投入:有效人力资本(即经人力资本调整后的劳动供给(Duffy and Papageorgiou,2000))。生产的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和支付政府部门的定额税,亦可以作为污染减排支出。根据Lucas(1988),本文不考虑物质资本投入,将生产函数形式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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