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增长与中国高投资率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充分就业：中国经济的长期状态
（一）充分就业与非充分就业
（二）中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判断
四、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增长
（一）充分就业下的经济惯性增长
1、收入与需求的循环增长
2、不同产业间收入与价格的循环
（二）国民收入惯性增长下的生产要素
五、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下的中国高投资率
六、实证证据：国民收入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互动关系
（一）数据与方法
（二）变量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七、简要的总结与政策建议
……
论文：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增长与中国高投资率
——兼与张军、李扬先生商榷


摘要：高投资率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开展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来源于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带动投资增长，新增资本作为要素投入到生产中，形成新增产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投资率就会越高。同时，本文使用1985—2007年数据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其结果证实了本文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尝试寻找中国投资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稳定的关系。

关键词：充分就业； 国民收入； 投资率
JEL: E24; O140; E22

Full Employment, National Income Growth and China’s High Investment Rate


Abstract: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is a puzzling problem in China’s development. Many researchers pay much attention on it. But the papers have not given a convictive e*planation by now. We think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in China comes from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under full employment. The economic growth drives the growth of capital. As a factor, the new capital is put into the course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demand growth. The faster economic grows, the higher investment rate climbs. The data from 1985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1456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现出任何停止增长的迹象。如果投资率持续攀高，毫无疑问国内生产总值中大部分都被固定资产投资占据，这是不可想象的。李同宁（2008）甚至指出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在90年代中期开始有上升的趋势，并且现在已经接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中孕育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率的研究在当前是个紧迫的话题。
二、文献综述
在近年来研究中国高投资率问题的成果中，有很大一部分尝试对高投资率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但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多少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成果。目前的研究大多从资本效率与投资总量的关系出发。很多研究者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考察固定资产投资是否来源于一种不计效率的过度投资。但是这类研究由于使用的指标和数据的差异，最终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致使这类从资本效率出发的研究对中国高投资率问题不足以提供一个准确的解释。
一类结果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来源于无效率的投资，如沈坤荣（2004）利用资金利税率、每百万元GDP能源消耗量和资本—产出比率作为解释变量证实了我国当前的投资效率偏低。丁雪松（2007）利用1979年—2008年的数据对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和投资率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同投资率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高的投资率是伴随着高的增量资本产出率而出现的。倪晓宁（2007）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拥挤模型，对当前我国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在我国当前，投资率和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曾五一、赵楠（2007）对中国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的区域与省级层面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结论是从短期视角来看，我国各地区的资本形成更加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同时扣除盈利因素以外的行业自发投资冲动因素也对资本形成构成重要影响，而行业赢利性因素对资本形成的影响较低。辛清泉、林斌、杨德明（2007）利用分别基于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和会计盈余为基础的资本投资回报估算模型，以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投资回报率平均仅为2.6%左右，资本回报与资本成本的比值平均只有0.52。
但与此同时，其他学者的研究却给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正是投资效率的驱使。张烨卿（2006）认为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的指标，并对影响资本—产出比率的因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回归变量对投资率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长期来看，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即投资总量和投资效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庞明川（2007）综合使用了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投资对GDP的拟合等指标来分析中国的投资率，认为我国的投资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当前我国的投资效率是比较高的。杨飞虎（2007）也认为中国较高的投资总量源于我国近年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Chong-En Bai, Chang-Tai Hsieh & Yingyi Qian（2006）的研究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通过研究中国的资本效率，认为中国虽然具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但是资本的配置效率今年来却是趋于合理。
这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军（2002）。他根据Young（1994，2000）的研究继续剖析“工业化问题”，提到中国的投资来源于“过度工业化”的无效率投资，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的现象证明。同时，这种“过度工业化”也拖累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笔者认为，张军（2002）的研究存在有一些局限性，这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予以详细论述。
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另一个解释途径。Bloom and Williamson（1997）指出“人口红利”是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的基础性条件。姚枝仲（2004）、郭栋（2005）认为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可能是由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比重上升加快，要求的投资多。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我国投资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水平。郑京平（2006）认为我国当前的高投资率同我国所处的阶段有关，城市化和工业化会推动投资的迅速增长。同时他提到了城镇住房_改革的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高了住房类固定资产的形成总量。杨飞虎（2007）探讨了中国高投资率的成因，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因素对中国投资总量影响显著，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城市化和高投资率之间的联系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被证实的。
这类文献里最具典型性的是李扬、殷剑峰（2005）。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来源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认为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持续，那么，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对于他们的研究，笔者认为把中国的高投资率归因于城市化、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还不足以解释中国高投资率的问题。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仅仅是现象，而幕后真正的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四部分将会有论述。
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如钱雪松（2008）认为不同资产具有不同的抵押能力，固定资产的抵押能力较高，容易通过抵押融资筹集到所需资金；而研发投资则不具备高的抵押能力，所以很难获得可靠的资金来源。因此，对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作为两种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的要素，企业更偏好于增加固定资产。Steven Barnett & Ray Brooks（2006）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对于巨额留存收益的低效率使用。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有缺陷，钱雪松（2008）不能解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资产抵押能力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存在高投资率。Steven Barnett & Ray Brooks（2006）不能解释在前些年，中国企业不具有高额留存收益时，为什么投资率也是很高的。孔德昌、尹恒、欧阳海泉（2006）；李同宁（2008）则开展了世界各国投资率的对比研究。这些研究反应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但并未从国际的投资率对比中找到一个可以有效地解释我国投资总量问题的途径。罗云毅（2004，2007）探讨了高投资率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我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发展中的中国如果想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就必须有必要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投资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然这项研究没有进行具体的实证支撑。孙焱林（2000）；乔为国、潘必胜（2005）试图测算中国的适宜投资率，但在中国高投资率成因尚不清晰的情况下，在适宜投资率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显然还比较遥远。
本文的创新在于并没有从以上的角度出发进行跟进研究，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途径，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背后的推手是我国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增长，认为高投资率是由高速的经济增长诱导而出，并且为生产提供要素支持以形成所需的产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投资率就会越高。在此基础上，笔者利用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相关数据的实证对本文的论点进行了支撑。
三、充分就业：中国经济的长期状态
（一）充分就业与非充分就业
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对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未给出一个定性的判断。大量的研究使用“全面就业”、“全部就业”、“促进就业”的字眼。这些词语带有一种道义上的、情感上的含义，而并不具有对目前中国就业状况进行科学判断的功能。然而在经济学中，对就业问题进行研究的两个规范 ……（未完，全文共22732字，当前仅显示408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增长与中国高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