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贸易开放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论文：贸易开放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提出一个融合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诸多假设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在此模型中，包含了相关文献中三条最重要的假设。其一是，贸易开放促成了经济活动从核心区域的扩散；第二和第三条假设是，贸易开放导致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区域增长比那些水平低的区域要快。然后，基于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基础上在模型中融入空间滞后项，确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类型，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第二条假设获得实证支持，但是第三条假设的结果与预期刚好相反。
关键词：中国 贸易开放 区域经济 区域不平衡
一、引言
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已有的各种不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相互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业已存在的各种假设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下，从而可以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和相互印证。这个框架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可能源于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水平的不同。
对于贸易开放与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跨国的全球贸易开放和全球不平衡关系问题，而对各国内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论述甚少。如果说要素禀赋及其区位很重要，那么一国内部禀赋的分布状况就会影响各个区域从贸易开放获得的利益。事实上，很多关于贸易和区域不平衡问题的文献都是集中关注三种涉及外部性的禀赋中的一种：企业联系、基础设施和教育。
对于企业间联系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外部性，在Krugman(1991b)经典的“核心—边缘”模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个企业定位模型中，克鲁格曼向我们阐述到，如果一个区域已经是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开展的地方，那么由于巨大的市场效应，该区域还将继续吸引新的制造业活动定位于此。因此，根据Krugman(1991a)，存在一个循环，一旦制造业核心区域建立起来，它将继续保持作为核心区域而存在[ Krugman, Paul.,( 1991a),”History and Location: The Case of the Manufacturing Bel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1,pp. 80‐83.]。
从这一点来看，克鲁格曼工作的重要性类似于缪尔达尔(Myrdal，1971)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累积因果关系是指一个正向或者负向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一个因素既是其它因素的原因又是其它因素的结果，从而导致一个上升或者下降的循环过程。[ 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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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点对准在内生增长理论通常关注的要素：教育和知识。就像Connolly(2003)所说的，贸易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开放允许新技术的使用，尤其是当贸易发生在两个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有差异的国家。这种新技术的获得可以改进生产过程从而增加产出水平，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真的如此，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将能更好的理解、吸收和改进由贸易开放带来的新技术。依据Benhabib 和 Spiegel(1994)的论述，“一个国家吸纳和使用国外新技术的能力是其国内人力资本存量的函数”。[ 事实上，基于人力资本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负向相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不显著的检验结果，Benhabib 和Spiegel对人力资本直接增长作用提出了质疑，相反提供了一些支持人力资本技术吸收调和效应的证据。]
这条假设最早是由Nelson和Phelps(1966)提出的，他们宣称教育将加速技术的扩散过程[ Richard R.Nelson and Edmund S.Phelps, (1966),”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usion,and econ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6(2),pp.69-75.]。知识、思想和技术扩散的越快，从新技术、新的生产工艺或者新的管理方法等中获得的生产率提高就越快，因而产出增长率就越高。技术的扩散依赖于初始的人力资本要素，经济体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扩散的速度就越快，从而增长率就越高。因此，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易，贸易开放就使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总而言之，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贸易将带来一国经济活动的集中效应，而不是Krugman 和 Livas Elizondo(1996)所说的分散效应。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在对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个假设；然后，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发展出一个可以同时检验三个假设的理论模型；接着，在检验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基础上在模型中融入空间滞后项，确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最后，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以上模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评论。
二 贸易开放与区域不平衡理论模型构建
1、研究假设
为了简洁起见，从以往相关学术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关于贸易开放与区域不平衡发展关系的三条原假设及其备择假设依次叙述如下：
原假设1：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各省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不依赖于该省的收入水平。
备择假设1：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导致贫穷区域增长率更高，从而消减区域不平衡水平。
原假设2：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各省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不依赖于该省的基础设施水平。
备择假设2：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导致拥有较好基础设施水平的区域增长率更高，从而加剧区域不平衡水平。
原假设3：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各省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不依赖于该省的人力资本水平。
备择假设3：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导致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增长率更高，从而加剧区域不平衡水平。
有很多学者都对上述假设分别作了研究，但是同时对上述三个假设进行确切研究的文献基本没有。但是这样做非常重要，因为一种要素(比如基础设施)的估计效应会随着另一要素(比如教育)纳入考虑而发生变动。当其他要素纳入考虑之中时，有可能导致有些要素变得不显著，也有可能它们同时都很显著和重要。例如，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体中两个最贫穷的省份，备择假设1告诉我们贸易开放会使经济活动扩散，从而使这两个贫困省份比其他省份获益更多。然而，如果其中一个省份拥有相对较多的基础设施，备择假设2告诉我们这个省份将比另一个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省份获益要多。类似的，根据备择假设3，如果其中一个贫困省份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那么它也将从贸易开放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表1 贸易开放度提高对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预期效应
作 者 假设1 假设2 假设3
Myrdal(1971)

Krugman和Livas Elizondo(1996)

Mansori(2003)

Benhabi和Spiegel(1994)以及Nelson和Phelps (1966) (+)

(-)


(+)




(+)
(+)







(+)

注：正号代表不平衡预期将上升。
2、贸易开放与区域不平衡关系模型
为了能够导出一个可以同时检验以上假设的回归方程，本文采用Barro(1991)的方法，人均收入增长依赖于劳动积累和物质资本投入。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1)
这里下标i和t分别代表区域和时间。Y是各地区的真实收入，A代表技术水平，K是物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里投入。将方程(1)表示成人均形式并取自然对数就可以得到：
(2)
其中所有变量的含义与上面方程相同，只是小写的的字母代表人均数量。为了计算各省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方程(2)改写成自然对数差分形式：
(3)
下面将本文的假设融入到上述基本模型中。具体的说，就是将假设1和假设2融入到项中，将假设3融入到项中，同时还有一些控制变量也将引入其中。
对于项，我们将物质资本K一分为二，C和I两个不同项。C代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资本，因而对产出增长有直接的影响；I代表并不直接影响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比如一般公共基础设施等[ 这里的类似于Hansen（1965）的间接经济资本（economic overhead capital），主要是一般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包括道路、桥梁、港口、燃气、电力、给排水、通讯等。]。因此可得：
(4)
这里的f和w都是线性函数。利用方程(4.4)，我们将假设1和假设2嵌入其中。由于Krugman 和 Livas Elizondo(1996)的模型重点关注于贸易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动区位的变化，我们将分解为三项。第一项是各省人均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是各省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的交叉项，最后第三项是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刻画经济增长文献中普遍关注的收敛效应(Barro 和 Sala-i-Martin，1995)。也就是说，其表达式可以定义如下：
(5)
其中d， r和z为线性函数，TO表示贸易开放测度。
另外，由于假设2主要是关于贸易在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已有优势方面的影响(Mansori，2003)，我们可以将看作是已有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交叉项的函数。因为涉及到交叉项，遵从Brambor，et al(2006)的建议，这里也要加入基础设施水平的滞后项。具体形式为：
(6)
这里p和q都是线性函数。将方程(5)和方程(6)合并起来就得到：
(7)
再者，将技术增长看成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8)
上述方程中g，m，s和n均为线性函数。[ 这种设定形式的一种变化模式（不包含国际因素）被很多实证文献用来研究人力资本影响技术扩散的方式，比如Benhabib 和Spiegel（2003），Connolly（2004）。]从本文研究的角度来看，上述方程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项。这一项是贸易开放(TO)与省级人力资本水平的交叉乘积项，以便刻画在给定人力资本水平下贸易的影响(Nelson 和 Phelps，1966；Benhabib 和 Spiegel，1994)。也就是说，这一项正是用来检验假设3的。基于之前的文献研究，方程右边的其他项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第一项体现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直接效应(Romer，1986)；第二项是内部扩散(或者说赶超)项，遵循Nelson 和 Phelps(1966)这一项包含了各区域技术水平与最高技术水平区域的差距；最后第三项则刻画了贸易开放对技术变革的直接影响，因为贸易具有促进新技术吸收利用的潜能(Connolly，2003)。下面对这些控制变量做一些必要和简要的说明。
对于内生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理论研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是负效应，而不是理论上的正效应。在个体层面上接受更多的教育往往与高工资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总体(国家)层面上的证据却显示教育增长与产出增长通常是负向相关关系(Romer，1990;Barro和Lee，1994; Benhabib 和 Spiegel，1994; Barro 和 Sala-i-Martin，1995; Barro，1997)。尽管针对这种矛盾，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这种不同总体层面上的实证背离至今仍是个谜(Prit ……（未完，全文共27421字，当前仅显示4932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贸易开放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