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与中国大饥荒

论文：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与中国大饥荒

摘要：中国大饥荒在1962年结束是一个迷，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_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公共食堂和达尔文现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
关键字：饥荒的终结，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

COMMUNAL DINING , DARWINIAN CONJECTURE AND THE CHINESE GREAT FAMINE OF 1959-1961
Abstract: The key problem remaining unsolved when we concerned about the end of the Chinese Great Famine, because the output of grain did not increase in 1962 when the famine has ended. We conclude: the collapse of Communal Dining system and the Darwinian Conjecture are the key reason, data on province-level supports the later hypothesi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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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人均粮食产量亦是如此，而1959年饥荒开始大范围爆发。从下图可以看出，粮食总产量在1962年为16亿吨，要低于1959年的17亿吨，因而粮食总产量无法来解释饥荒为何在1962年终结；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数量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影响一个人挨饿的是人均粮食，但1962年的人均粮食产出同样要低于1959年；如果考虑在1961年之前粮食一直是出口的，1961年才变为净进口，并且当年的进口量比之前所有年份总进口量还要多，纳入了进出口之后的人均粮食供给依然支持之前结论。如果考虑城乡和省份之间的差别，这种结论更加显著，农村人均消费量在1962和1963年比1959年低12％（Chang and Wen,1997）；同样在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和湖北，1962年人均可获得的粮食量分别为151kg和159kg（Peng,19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两个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较早地结束了饥荒。这样，粮食产量似乎不是这次大饥荒结束的原因。

当粮食产量本身没有对这次饥荒的终结产生影响时，许多从粮食产量来解释饥荒发生的假说在解释饥荒的终结时就没有说服力了。比如，Lin(1990)提出的“退社权”，认为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在1959年的滑坡；Li and Yang(2005)提出政府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了粮食生产。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上升，同时分配_也没有变革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次饥荒如此“突然”结束？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将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梳理，进而得出一个启发性的结论，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文献对这方面进行过研究。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从逻辑上排除常见的能够解释饥荒终结的因素，第三部分介绍可能影响这次饥荒终结的因素，并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进行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饥荒的终结

历史上的大部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都是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变动，虽然营养不良也是常被使用的一个指标，但由于其无法与其他公共危机分开，因而较多使用死亡率来度量饥荒（彭尼.凯恩，1993）。不过饥荒与死亡率之间有一个时滞，特别是在饥荒结束时，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虽然在1944年食品的供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但由于饥荒引起了流行病，至少到1947年，也许迟至1951年，死亡率才恢复到正常水平（Sen,1981;Greenough,1982）。
当我们考察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时，这种现象确呈现相反的迹象。如附表所示，当饥荒在全国范围内结束时，粮食产量并没有恢复到饥荒前的正常年份，甚至还低于饥荒开始的年份（1959年）。这部分是由于人口流动模式的不同，在Sen考察的饥荒中，基本上人口是可以_流动的，中国在“一五”期间为了有效分配粮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在饥荒中有效地防止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于流行病的爆发有克制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大饥荒中，常见的流行病有霍乱、疟疾，而在中国1959-1961年饥荒中，常见的只有浮肿病，而浮肿病主要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并不是流行疾病（罗平汉，2001）。
但是当考虑分省的数据时，上述解释就不是太有说服力。虽然全国性饥荒在1962年结束了，但统计数据显示在一半省份，饥荒在1961年就结束了，比如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16个省[ 我们采用Chen and Zhou（2007）的做法，将1956-1958年的死亡率平均值作为正常水平，以饥荒年份死亡率减去该平均值，当结果小于1％时就认为饥荒结束了；同时我们也遵循Chang and Wen（1997）年作法，将1954-1957年作为正常年份，结果相差不大。]，因而有理由相信这些省份在1961年的粮食产量应该也较其他省份高，但结论与此相反。如下图所示，1961年各省人均粮食产量与死亡率呈现微弱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1，因而很难说明饥荒的结束与粮食产量有大的关系。

在由饥荒导致疾病进而导致过度死亡的情况下，医疗水平的改善能够降低死亡率，但是数据显示在1961-1963年间医疗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还部分下降了。如附表所示，全国医疗技术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在1961年相对于饥荒年份（1960年）有所下降，到了1962年继续下降，1963年有所回升，但依然低于1960年的水平。另外，医疗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善，即使由于人为原因出现改善，这种改善在短时间也未能发挥作用；再者，如上文所说，中国饥荒所伴随的流行病主要是浮肿，而不是疟疾，即使医疗水平大幅度改善，也未必能够降低死亡率。
当医疗水平和粮食产量都不足以终结这次饥荒时，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是改变了分配_，使得粮食的分配更加平均。在饥荒发生前，当时的政府为了贯彻重工业化战略，根据“霍夫曼定律”[Hoffmann（1958）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正相关，也就是说重工业化比重高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也较高，这一定律称为“霍夫曼定律”。这一理论成为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工业化战略的理论基础。
]不得不提高积累率，但当时的城市经济并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不能大幅度降低工资，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在工资降低的同时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国家对居民生活资料中的农产品进行 ……（未完，全文共16016字，当前仅显示288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与中国大饥荒》）